《话说“西藏独立”的由来》
大
中
小
话说“西藏独立”的由来
目 录
导语
一、英国殖民主义者侵略西藏地方的早期活动
(一)英国早期企图进入西藏的行动
(二)英国控制尼、哲、布，打开进入中国西藏的门户
二、英国殖民主义者企图分割中国西藏，进行武装侵略
(一)英国借口旅行通商进入西藏
(二)英国第一次侵略战争与藏印条约的签定以及划界纠纷
(三)英国第二次侵藏战争与《拉萨条约》
(四)中英交涉主权与宗主权之争以及“北京条约”的签订
三、沙皇俄国插手西藏与英俄非法的“西藏协定”
(一)沙皇俄国的狂妄野心
(二)19世纪后期沙俄在西藏的侵略活动
(三)20世纪初沙俄在西藏的阴谋活动
(四)英俄签订“西藏协定”
四、英国拉拢西藏上层，企图将西藏置于英印政府保护之下
(一)英国拉拢班禅企图代替达赖，阴谋策划西藏独立
(二)英国拉拢十三世达赖亲英，策划达赖驱逐川军
五、西藏和平解放前的“独立”活动
(一)“西姆拉会谈”，英国煽动“西藏独立”的秘密交易
(二)英国策动藏军向内地进犯
(三)成立非法的“外交局”
(四)爱国人士热振活佛惨遭杀害
(五)策动“西藏代表团”出席泛亚洲会议
(六)策动派出“西藏商务代表团”寻求国际支持
(七)英美策划的“驱汉事件”
六、西藏和平解放后的“独立”活动
(一)伪“人民会议”的“独立”闹剧
(二)达赖、班禅应邀访印，分裂主义分子要挟达赖进行独立活动
(三)1959年的公开叛乱，妄图以武力实现“西藏独立”
七、“西藏独立”活动的破产
(一)《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在北京签字，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完成祖国大陆统一大业
(二)取消特权，中国西藏地方与印、尼建立新关系
(三)周恩来总理亲自访印，达赖返藏
(四)平息l959年武装叛乱
结束语
正文：
西藏在中国的西南部。居住在这里的藏族先民，远在公元前就与生活在中原的汉族有联系。以后，经过漫长的岁月，西藏高原上分散的众多部落逐渐统一起来，成为现在的藏族。到唐朝(公元618—907年)，藏汉双方通过王室间的联姻、会盟，在政治上形成了团结友好的亲谊关系，在经济和文化上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为最终建立统一的国家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在西藏自治区首府拉萨的布达拉宫，至今一直供奉着公元641年唐朝嫁给吐蕃王的文成公主的塑像。大昭寺前的广场上还矗立着公元823年为双方会盟建立的“唐蕃会盟碑”。碑文记载：“舅甥二主，商议社稷如一，结立大和盟约，永无渝替!神人俱以证知，世世代代，使其称赞。”
自古以来，西藏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公元l279年，薛禅皇帝(忽必烈)统一全中国，其治下有十一个行省。各行省的名称是：大都城(北京)之中有中书省，在外地有河南省、岭北省、甘肃省、四川省、云南省、江浙省、江西省、湖广省、辽阳省。吐蕃三个却喀(三个区域)不足一个行省，但由于是上师八思巴的住地和佛教教法兴盛之区，所以也算作一个行省，总计十一个行省。自此以后．尽管中国经历了几代王朝的兴替，多次更换中央政权，但西藏一直处于中央政权的管辖之下。
元朝(公元l271—1368年)
13世纪初，蒙古族领袖成吉思汗在中国北部建立蒙古汗国。l247年，西藏宗教界领袖萨迦班智达·贡嘎坚赞同蒙古皇子阔端在凉州(今中国甘肃武威)议定了西藏归顺的条件，其中包括呈献图册，交纳贡物，接受派官设治。1689年成书的《萨迦世系史》，记载着当时萨迦班智达写给西藏各地僧俗首领的信中关于必须归顺和接受所规定的地方行政制度的内容。1271年，蒙古汗政权定国号为元，并于l279年统一了全国，创建了继汉(公元前206一公元220年)、唐王朝之后中国版图内各地区、各民族大统一的中央政权，西藏成为中国元朝中央政府直接治理下的一个行政区域。
元朝皇帝设置了宣政院，直接管理西藏地区军政要务。这一机构的人员选用，由皇帝决定，它的报告直接送给皇帝。掌握宣政院实权的是“院使”，一般由中央政府总理全国政务的右丞相兼领。
在西藏地区成立了地方军政机构，名为“宣慰使司都元帅府”，隶属于宣政院。宣慰使司下面还辖有管理民政的十三万户府、千户所等。所有机构和官职的名称都是元朝中央规定的。元朝在西藏驻有军队，并由一位王子及其后裔率军驻守西藏地区的东部边缘，逢西藏有事，即可就近入藏，以尽镇戍边疆的职责。l290年，一名万户长制造动乱，元朝中央派遣这个王子率军入藏平息。
元朝中央派官员入藏，按照户口多寡，地形险易。出产丰啬，设立大小驿站，联成交通线，由西藏通往大都（今北京)。
元朝中央还派官员在西藏进行人口调查，确定各万户属下可支应差役的人口数，决定沿驿站各地必须供给的力役、物资、运畜。l268年、l287年、l334年进行了三次人口调查。藏文史书《汉藏史集》中有关于这三次调查的详细记载。
明朝(公元l368—1644年)
1368年明王朝接替元王朝，继承了治理西藏的权力。
明朝中央对元代的官职、品秩，大都保留原状。在今西藏中部和东部分别设立“乌思藏行都指挥司”与“朵甘行都指挥使司”，隶属于陕西行都指挥使司，相当于省级军区机构，兼理民政。西藏西部阿里另设置“俄力思军民元帅府”。这些机构的负责官员均由中央任命。
明朝第三个皇帝明成祖(1403--1424年在位），以西藏佛教和政治合为一体，大小派别各踞一方，为有利于治理，给西藏各地宗教领袖封以“法王”、“王”、“灌顶国师”等名号。王位的继承必须经皇帝批准，遣使册封，新王才能即位。按照朝廷的规定，每年元旦，王须遣使或亲自来京参加朝贺典礼，呈递贺表贡物。对于入贡期限、来京人数、所取路途、沿途各地供应，都有具体规定。至今西藏有的寺庙内还保存着当年必须朝拜的皇帝万岁牌。
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两大活佛系统属于藏传佛教格鲁派。格鲁派在明代兴起，三世达赖喇嘛本是格鲁派的一个寺院的住持。明朝中央特别开例，准予他入贡，1587年封赐他以“朵儿只唱”名号。
西藏地方官员犯法，亦由中央惩处。
清朝(公元l644--1911年)
1644年，清王朝取代了明王朝，进一步加强了对西藏的治理。清朝皇帝于1653年、l713年分别册封五世达赖喇嘛和五世班禅喇嘛，自此正式确定了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封号，以及他们在西藏的政治和宗教地位。达赖喇嘛在拉萨统治西藏的大部分地区，班禅额尔德尼在日喀则统治西藏的另一部分地区。l719年，清政府派军队进入西藏，驱逐盘踞拉萨三年之久的准噶尔部，着手改订西藏的行政体制。清朝皇帝封西康地区的一个青年活佛为七世达赖喇嘛，护送入藏；任命四名有功有名望的藏官为“噶伦”，管理西藏政务。1727年，设驻藏大臣，代表中央监督西藏地方行政，西藏与四川、云南、青海的界线，也于此派员正式勘定。
为了完善西藏行政机构的职能，清朝多次颁下“章程”，整顿改革旧的制度，建立新的制度。1793年，颁布了《钦定藏内善后章程》，共二十九条。章程的主要内容有：
清政府掌握确定西藏各大活佛包括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去世后转世灵童的大权。每逢一代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和西藏各大活佛转世灵童觅到时，即将灵童姓名缮写在签上，纳入中央颁发的金瓶，由驻藏大臣会集有关大活佛，掣签确定(金瓶和签现在仍保存在拉萨)。转世灵童的剃发、取法名、选定授戒的师傅和授经的师傅，也都须经过驻藏大臣奏报朝廷核准。当举行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的坐床和亲政典礼时，中央派大员亲临监视。
驻藏大臣代表中央政府督办藏内事务，地位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平等。噶伦以下(包括噶伦)都是属员。
对西藏文武官员确定品级、名额和升补手续。最高一级藏族官员有噶伦四名、代本六名，由中央任命。噶伦、代本的年俸由中央发给。
在西藏成立正规藏军，名额3000人，规定了军官等级、人数，军饷补给来源，武器配备，驻防地点。另外，从内地调驻西藏各地官兵l400多名。藏汉军队统由中央派驻的官员管辖。
决定在西藏照内地之例，设立铸钱局，铸造官钱行使，银币正面背面分别用藏汉文字铸“乾隆宝藏”字样。
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每年的财务收支，由驻藏大臣稽查总核。
西藏差役由全社会平均负担。贵族和大寺庙中实有劳绩可受优待免除差役者，须经过驻藏大臣及达赖喇嘛核准发给执照。
对来西藏贸易的尼泊尔、克什米尔商人要进行登记，造具名册，呈报驻藏大臣备案，由负责官员签发路证。凡外人要求到拉萨者，须听候驻藏大臣衙门审批。藏人出境至尼泊尔等地，由驻藏大臣签发路证，规定往返日期。
西藏西南部与印度、尼泊尔等国的边界上若干地点，设立国界标志，驻藏大臣每年出巡各地，检查驻军防务及界碑情况。
一切西藏涉外事宜均由驻藏大臣全权处理。噶伦不得与外方通信，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接到外方信件、布施，俱报告驻藏大臣查验，并代为酌定回信。
对犯罪者的处罚，都要经过驻藏大臣审批。
从1727年始设驻藏大臣到清王朝覆灭的l911年，清中央政府先后派遣大臣达百余人。
中华民国(公元l912—1949年)
1911年秋，中国内地爆发了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近270年的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一经成立，即宣布它是合汉、满、蒙、回、藏等民族为一体的共和国。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在就职宣言书中向全世界昭告：“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则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当时作为国旗的五色旗即象征五族为一体。3月，中华民国南京临时参议院颁布的民国第一部宪法《中华民国临时宪法》明确规定，西藏是中华民国领土的一部分。
1912年8月10日，为组建中华民国第一届正式国会，北京政府颁布《由华民国国会组织法》和国会议员选举法，规定西藏地方民众参加选举的办法和被选举的议员直接参政。l927年，中国国民党在南京组建国民政府，并于l931年召开国民会议，十三世达赖喇嘛和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均派出正式代表参加。这次国民会议制订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总纲第一条规定：西藏是中华民国的领土。西藏地方政府和班禅的行政机构堪布厅的 代表，还参加了南京国民政府于l946年召开的国民大会。
中华民国期间，中央政府一如元、明、清三朝，实行对西藏地方的治理。l912年中央政府设立蒙藏事务局(1914年5月改为蒙藏院)，取代清朝的理藩院，主管西藏地方事务，并任命了中央驻藏办事长官，例行清朝驻藏大臣职权。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于1929年设立蒙藏委员会，主管藏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地区行政事宜。l940年4月，国民政府在拉萨设立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作为中央政府在西藏的常设机构。
依历史定制，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以及其他大活佛，必须得到中央政府的认可和册封，他们在西藏地方才有政治上和宗教上的合法地位。民国期间，外患不已，内乱频仍，中央政府孱弱，但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继续受中央政府的册封。达赖、班禅等多次表示拥护祖国统一，拥护中央政府。1919年，十三世达赖对北京中央政府派出的代表团说：“余亲英非出本心……余誓倾心内向，同谋五族幸福”。他在晚年(1930年)还曾表示，“吾所最希求者，即中国真正和平统一”，“都是中国领土，何分尔我”，“英人对吾确有诱惑之念，但吾知主权不可失”，公开表明“不亲英人，不背中央”的意旨(摘自刘曼卿著《康藏轺征》)。九世班禅在遗嘱中说，“余生平所发宏图，为拥护中央，宣扬佛化，促成五族团结，共保国运昌隆”。
1933年12月，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西藏地方政府依传统旧制向中央呈报。国民政府派专使入藏致祭，并批准热振活佛为摄政，代行达赖喇嘛职权。对于寻觅十三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应遵循的办法，西藏地方政府都按照历来的规定一一呈报中央政府。现在的十四世达赖喇嘛出生于青海省，原名拉木登珠，在他2岁时被选为转世灵童之一。l939年，经西藏地方政府呈报，中央政府指令青海省当局派军队把他护送至拉萨。1940年，当时任中央政府首脑的蒋介石，经特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到拉萨察看后，同意西藏地方摄政热振关于免于金瓶掣签的申请，由国民政府主席正式颁布命令，批准拉木登珠为十四世达赖喇嘛。
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原在国民党政府统治下的北平、湖南以及与西藏相邻的云南、新疆、西康等省相继以和平方式解放，中央人民政府根据西藏的历史和现实情况，决定也采取和平解放的方针。l950年1月，中央政府正式通知西藏地方当局“派出代表到北京谈判西藏和平解放”。但是，当时控制西藏地方政府的摄政大扎·阿旺松绕等人，在某些外国势力的支持下，不顾国家和西藏人民利益，拒不接受中央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号召。他们在西藏东部昌都一线调集藏军主力，布兵设防，企图以武力对抗。在这种形势下，中央政府不得不于l950年10月命令人民解放军渡过金沙江，解放了昌都。
昌都解放后，中央政府再次敦促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来北京谈判。中央政府坚持和平谈判的政策，给西藏爱国力量以巨大支持和鼓舞。以阿沛·阿旺晋美为代表的爱国上层人士力主和谈，得到了多数人的赞同和支持，提前亲政的十四世达赖喇嘛，接受了进行和平谈判的意见。
1951年1月，达赖致信中央人民政府，信中说“余此次接受西藏全体人民热烈而诚恳的要求执政”，“决定和平达成人民之愿望”，派代表“向中央人民政府谋求解决西藏问题”。l951年2月，达赖喇嘛任命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全权代表，凯墨·索南旺堆、土丹旦达、土登列门和桑珠·登增顿珠等4人为代表，赴北京全权处理和中央人民政府谈判事宜。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就西藏和平解放的一系列问题达成协议，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协议》规定，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地方政府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西藏现行政治制度和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中央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实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逐渐发展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以及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西藏地区的涉外事宜，由中央统一管理。协议还明确规定，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自动进行改革。
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受到西藏各族人民的赞成和拥护。l951年9月26日至29日，西藏地方政府召开有全体僧俗官员、三大寺代表参加的大会，专门讨论协议问题。大会最后通过的给达赖的呈文说，“签订的十七条协议，对于达赖之宏业，西藏之佛法、政治、经济诸方面，大有裨益，无与伦比，理当遵照执行。”达赖喇嘛于10月2日致电毛泽东主席，表示“双方代表在友好基础上，已于1951年5月23日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西藏地方政府及藏族僧俗人民一致拥护，并在毛主席及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巩固国防，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保护祖国领土主权的统一。”班禅和堪布厅也发表声明，指出协议“完全符合中国各族人民，特别是西藏各族人民的利益”。同年10月26日，人民解放军在西藏人民支持下，顺利进驻拉萨。
西藏和平解放后，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上层爱国力量为贯彻执行《十七条协议》做了大量工作。l954年，达赖、班禅联袂赴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达赖喇嘛在会上发言，对三年多来执行《十七条协议》所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对会议所审定的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草案中有关民族区域自治的原则和规定表示热烈拥护。在谈到宗教时，达赖喇嘛说：西藏人民具有很浓厚的宗教信仰，一些人制造的所谓“人民政府毁灭宗教”的谣言曾经使他们疑惑不安!现在，这种“挑拨离间的谣言已经全部破产了，西藏人民已经切身体会到了我们在宗教信仰上是有自由的。”他表示，要在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在各族人民帮助下，把西藏建设成为繁荣幸福的地方。9月20日，达赖、班禅等西藏代表与出席会议的全国各族代表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此次会议上，达赖喇嘛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班禅额尔德尼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他们作为国家领导成员，依照中国宪法，行使参与管理国家各项事务的权利。
1956年4月22日，达赖喇嘛就任西藏自治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他在筹委会成立大会上致词说：“我派代表到北京与中央人民政府代表进行谈判，在团结友爱的基础上，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从此，西藏人民永远摆脱了帝国主义的奴役和羁绊，回到祖国大家庭，和祖国各兄弟民族人民一样，充分享受到民族平等的一切权利，开走上了自由幸福的光明大道。”
700多年来，中共中央政府一直对西藏地方行使着主权，西藏地方从未成为一个独立国家。记载着700多来历史事实的数百万件汉藏文档案材料仍保存在北京、南京和西藏拉萨的档案馆中。在20世纪初的藏语词中还没有“独立”这个词。世界上从未有任何一个国家政府承认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1904年，英国外交大臣兰斯顿发出正式的训令称，西藏为“中华帝国的一省”。1954年，印度总理尼赫鲁在印度人民院的讲演说：“在以往数百年中，我就不知道在任何时候，任何一个外面的国家曾经否认过中国在西藏的主权。”达赖集团和国际反华势力曾散布自1911年辛亥革命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西藏已是一个“充分行使权力”的国家，历史事实驳斥了这种谎言。仅十四世达赖喇嘛要经国民政府批准方得继承这一点，就充分说明当时的西藏根本没有什么独立的权力。达赖集团和国际反华势力大肆鼓吹的所谓“西藏独立”，不过是近代历史上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产物。
一、英国殖民主义者侵略西藏地方的早期活动
西方资本主义在其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于原始资本积累阶段就疯狂地对外侵略和掠夺，这是资本主义的固有本性，也是资本主义存在和发展的必然条件。资本主义在对外侵略扩张过程中，往往采取三部曲，那就是传教、通商和大炮。正如列宁指出的：“资本主义如果不经常扩大其统治范围，如果不开发新的地方，并把非资本主义的古老国家卷入世界经济旋涡之中，它就不能存在和发展。”
(一)英国早期企图进入西藏的行动
18世纪到19世纪，英国成为西方资本主义的霸主，自18世纪下半叶用火与剑占领印度次大陆进行殖民统治以后，就将其贪婪的目光投向中国。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和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英国曾先后派在印度任殖民地官员的马戛尔尼和阿美思德为特使，到北京向清政府提出开放宁波、舟山、天津等口岸，允许英国派官员驻北京，把舟山附近小岛和广州省城附近的一些地方给英国作居留地等要求，被清政府严辞拒绝。1808英国强占澳门三个月之久，以迫使清政府让步而没有成功。鉴于从东南沿海打开中国大门的努力一再碰壁受挫，英国便设法越过喜马拉雅山从我国西藏地方来打开一条直通我国腹地的通道，这也就成为他们长期策划一个侵略步骤。
英印政府一开始确定由尼泊尔进入我国西藏，但于它支持的尼瓦尔族土王被廓尔喀族打败，建立了新的王朝，其王普里特韦·纳拉扬下令不许英人及英货入尼，并限制过往商旅，阻断了南北通道，使英印总督哈斯汀士不得不将目光转向锡金、不丹等小邦，希望在那里能找到通往西藏的路线。恰好此时不丹与其管辖下的小邦国库赤·贝哈尔发生权力之争，这就给英国侵略不丹并进一步侵略西藏提供了历史机遇。英印总督哈斯汀士以保护库赤·贝哈尔为由，于1773年出兵打败不丹，并侵入不丹国境。
不丹在当时是西藏的藩属，有重大问题直接请示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不丹国内有两个(政治的和宗教的)统治者，当英国侵入不丹后，不丹政治上的统治者德布王即向六世班禅求救。班禅于l774年派藏人白玛和一印度托钵僧普南吉带着礼物送信给哈斯汀士，信的内容下，“……我是本地区的喇嘛和管理众生的主人，您可能从来此地旅行者处了解本地区。顷获悉您和不丹德布久胡(故德布王)发生了数次争斗，据说是因德布侵犯和抢劫边境引起的。……德布乃统治此地区达赖之属下（现达赖年幼由我摄政事)，若您坚持对不丹进一步侵扰，则将引起达赖及臣民之反对”。信中申明不丹是我国西藏历史上形成的藩属国，任何对不丹人的仇恨都将被视为是对西藏的一种攻击，因此要求英国不要侵扰不丹。哈斯汀士接到此信后，认为是入藏的好机会，于是在1774年4月25日同不丹签订《和平条约》十条，主动停战议和，并退还被侵占的土地；同时，先后派英国间谍乔治·波格尔、缪尔·忒涅和托玛斯·曼宁深入西藏进行所谓的通商和侦察活动，将其侵略政策付诸行动。
英印总督先后派三人进入西藏活动，具有明显的三个目的：(1)为了挽救该公司在印度周期性的经济困难，想以商品来套取西藏的黄金以解脱困难。这是直接目的之一，因此就希望同不丹和西藏签订通商条约以扩大其市场。这个目的因英人在印度的掠夺行为，特别是不丹遭受英国人侵略，使西藏地方政府和清朝中央政府对英国抱有极大疑惧心理，认为不宜和英国人打交道，所以造成英国人的多次努力化为灰烬，没有达到目的。(2)英国企图通过西藏与中国内地通商，这一点也失败了。东印度公司成立后，就成为英国对东亚地区实施侵略和掠夺的大本营，并迅速地扩张了它的贸易范围。中国这一巨大的市场，成为英国争夺的重点，但这一时期中国的清王朝还处于全盛时代，并推行闭关自守政策，使英国企图通过中国的沿海和西藏进入中国内陆腹地的愿望也没达到。(3)东印度公司的第三个目的，是要了解西藏的情况，特别是政治、经济和军事情况，作为其将来从事侵略的依据，这一点是有收获的。波格尔关于侵略不丹和阿莎密的意见，经后来的事实证明，完全被英国侵略者采纳。忒涅在观察西藏情势后提出的侵略西藏的策略及扶植班禅反对达赖，挑拨及分化清朝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的关系，也是英国后来侵略西藏所一贯奉行的。
英帝国主义在派遣传教士和间谍深入西藏活动接连遭到失败以后，于l840年在中国东南沿海悍然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同时，指使受其控制的印度道格拉王朝，发动了侵略中国西藏的“森巴战争”，企图借傀儡之手打开中国的西南大门，从而实现东西夹击，双管齐下，并妄图实现把整个中国恣意蹂躏在它的殖民铁蹄之下的罪恶阴谋。面对凶恶的入侵之敌，西藏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同仇敌忾，经过浴血奋战，驱逐了侵略者，用鲜血和生命保卫祖国的神圣领土，维护了祖国统一和民族尊严，在中华民族反帝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这一反侵略战争使英国打开西藏大门的努力又一次遭到失败。
(二)英国控制尼、哲、布，打开进入中国西藏的门户
尼泊尔、哲孟雄(锡金)、不丹(布丹)与我国西藏地区相邻，在明清时期，是我国的藩属国，它们与西藏在政治宗教、文化等方面的关系十分密切。英国间谍波格尔、忒涅和曼宁在西藏的渗透活动虽然遭到失败，但他们给英国政府提供了进入西藏的重要情况，使英国政府认识到要想侵入西藏，必须首先征服喜马拉雅山诸国，打通通向西藏的道路。这样，英国在完全征服印度之后，便以印度为基地开始蚕食中国西藏的邻邦，为日后大规模侵略西藏铺垫了基础。
邻近西藏的喜马拉雅山区各国，多年来除了和我国西藏地方有极其密切的关系外，同其他外国的联系很少。英国就利用这些国家的弱点，施展阴谋诡计，逐渐加以控制，其中以对尼泊尔的侵略为最早。尼泊尔是历史上我国通往印度的通道。19世纪初，廓尔喀王室的兵力所及，东至锡金、西抵库马翁，南及喜马拉雅山麓毗连印度平原的大片低洼地区，它不仅是印度的英国殖民势力北进道路上的一大障碍，而且还威胁到英国向印度西北扩张时的侧翼。自然，尼泊尔就成为英国侵略喜马拉雅山区各国的第一个目标。
廓尔喀族的普旦特弗·纳拉扬统一尼泊尔后，就禁止欧洲人入境，不许和英国通商及英货输入尼泊尔。纳拉扬死后，其子辛哈·普拉特普、孙子拉纳·巴哈都尔相继继位。因巴哈都尔残暴不仁，l800年被迫退位，居住在贝勒拿斯，让位给幼子吉冯·约德·比克拉姆，其母达姆打·潘特皇后摄政。此时，英国派政治代理人诺克斯与巴哈都尔联系，企图利用他和尼泊尔建立关系并乘机进入尼泊尔，以安排巴哈都尔的地位等问题为借口和尼泊尔谈判。尼泊尔则怕英国人利用巴哈都尔进行捣乱，于是尼泊尔和英国在1801年签订了同盟性质的条约，对巴哈都尔的封地做了规定。诺克斯被任命为东印度公司驻尼泊尔的第一任代办。l812年，尼泊尔占领了南部的泰莱区。这时，东印度公司已从乌德王那里取得了哥拉克浦尔地方，于是和尼泊尔占领的泰莱区接界并发生了冲突。尼泊尔又占布特华尔、谢奥拉杰，英国人提出该地区是乌德玉让给东印度公司的，而尼泊尔则称该地区是属于被尼泊尔征服的帕尔巴土王的领地，双方争执不下。
1814年11月，东印度公司正式对尼泊尔宣战，英军先败后胜。1815年英国强迫尼泊尔签订《塞哥里条约》，但尼泊尔政府拒绝接受。1816年战争又起，英军逼近加德满都，尼泊尔被迫求和，于1816年3月重新在《塞哥里条约》上签字，这是英国第一次正式控制尼泊尔的条约。根据这个条约，英国不但控制了尼泊尔，而且在无形中也把哲孟雄放在它的保护之下了。同时尼泊尔把占领哲孟雄的土地麦乞河以东山地及麦乞河与梯斯塔河间的泰莱区割给英国；英国即以退还这些土地给哲孟雄为借口，乘势侵入了哲孟雄。在此条约中，英国割去了尼泊尔大片土地，从此英国势力第一次同我国西藏直接为邻。
哲孟雄，英国人叫锡金，是中国西藏的藩属国，其土王世世与西藏贵族通婚。哲孟雄到第六代土王顿怎南嘉时，廓尔喀兴起，侵占了大部分土地，哲孟雄仅存日尼牟和则渡两地。顿怎南嘉逃到西藏，西藏准他居住在春丕。1792年清兵打败廓尔喀，哲孟雄提出收服尼泊尔所占地的要求，清廷拒绝。英国乘机在1815年的《塞哥里条约》中把尼泊尔所占哲孟雄的泰莱和莫兰西区割去。1817年英国和哲孟雄订立了《梯塔亚条约》，把上述两区交还给哲孟雄，并重新划定尼、哲之间的界限，规定尼、哲之间发生纠纷由英国仲裁。l828年，东印度公司路德队长在调解尼、哲纠纷后，向哲孟雄提出要租借大吉岭作为哲对公司的报酬。l835年哲孟雄正式将长24英里宽6英里的大吉岭租与东印度公司作为避暑地。后因哲孟雄首相和经营大吉岭的甘布柏发生矛盾，英国借此出兵威胁，将大吉岭和已退还的尼占哲的约640余平方英里土地全部占领，收为东印度公司所有，称“英属锡金”。
英国控制尼泊尔、哲孟雄后，不丹就是它侵略的下一个目标了。不丹是英国人的称呼，西藏从宗教派别称不丹为竹巴。我国古代称它为布鲁克巴。不丹的第一代法王是从西藏去的一名喇嘛那旺土空多杰，因而不丹认为达赖喇嘛是他们在宗教上的最高信仰者，中国皇帝是他们在政治上的最高君主。18世纪中叶后，英国开始想方设法地控制和侵略不丹，1773年东印度公司吞并了属于不丹管辖的库赤·贝哈尔。此后，英国与不丹管辖的喜马拉雅山麓靠近印度平原的地区时常发生纠纷。英国在与缅甸的战争中，于l826年割占阿莎密等地，此后英国经常与不丹管辖的山口发生冲突。l864年英国出兵，强迫不丹签订了《新曲条约》。根据这个条约，不丹丧失了长约250英里宽22英里的5500平方英里的广大土地，包括今天中印交通贸易的重镇噶伦堡在内。后来，英国又利用不丹内部的矛盾，支持汤沙总管夺得不丹的统治权，真正控制了不丹。
英国在西藏界外的侵略步步深入，到鸦片战争前后，与我国西藏为邻的尼泊尔、锡金、不丹以及拉达克等原来与我国保持密切关系的地区和邻邦已一一转入英国势力范围。东印度公司的侵略举动，引起清政府一些人的忧虑。1877年四川总督丁宝桢上奏揭露英国人侵略邻藩之目的在于侵藏，但丁宝桢的意见未被清政府和驻藏大臣采纳。这给了英国侵略者以可乘之机，终使西藏面临唇亡齿寒的处境，使西藏直接暴露在英国侵略者面前。此后英国将其魔爪直接伸向西藏，英国侵略西藏开始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二、英国殖民主义者企图分割中国西藏，进行武装侵略
到19世纪中叶，英国为进一步巩固它在亚洲的殖民地位，控制了西藏和印度之间的尼泊尔、锡金、不丹之后，利用与中国订立不平等条约攫取“传教”、“游历”、“通商”的特权，为进一步侵略西藏找到进藏的“合法”依据。1876年，英国以使馆随员马嘉里在云南被杀为借口，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在这一条约中，英国取得了入藏游历的特权，使英帝国主义入侵西藏的活动更加“合法”化了。
(一)英国借口旅行通商进入西藏
《中英烟台条约》签订后的第二年(1877年)，英国驻重庆查办通商事宜的陆军上尉吉为哩和英驻重庆领事贝德禄等人，以从四川取道西藏、印度返回英国为由，企图进入西藏，被当地藏族人民阻回。1885年英国曾派印度政府秘书马科蕾根据《中英烟台条约》组织“商务代表团”，企图从西藏中印边界入藏。由于西藏人民的反对，马科蕾不敢贸然前进，只好徘徊在藏锡边界，不久即闷郁死去。对英国人入藏的目的，四川总督丁宝桢在奏指出，英人名为“游历”、“通商”，实为侦察、窥伺。
英国人除了派遣以游历为名的“探险家”入藏进察外，还正式成立了秘密训练入藏间谍机构，有组织、有计划地训练那些与西藏有共同语言、宗教信仰的喜玛拉雅诸山区各国土著居民从事秘密测绘侦察。从l866年以来，他们走遍西藏各地进行秘密的测绘活动，这些多数是住在大吉岭、哲孟雄和库龙等地的土人，他们接受了英印政府测绘局的专门训练，用三棱形罗盘测绘路线、绘图，用六合仪识别并确定星座，用寒暑表测量经纬等方法进行侦察活动。他们化装成喇嘛、朝圣者，潜入西藏。l866--1885年20年中，英国大吉岭秘密学校训练出来的间谍几乎遍及西藏各地。其中，最受英国赏识的普提亚人南·辛格、卡拉·辛格和克里希拉及哲孟雄土人金杜布，是这批间谍中的佼佼者。
英国间谍的纷纷入藏，引起了西藏人民的高度警觉，特别是英国在印度的吞并侵略，在哲孟雄、不丹的蛮横霸占，更加引起了西藏人民的反对和仇视。他们纷纷表示：“如果外国之人开端入藏，无论由藏属上下南北何路而来，即用善言温谕，斟酌劝导，若能听从转回则可，不然小的全藏僧俗大众，纵有男绝女尽之忧，惟当复仇抵御，永远力阻，别无所思。”
在西藏人民的强烈反对下，英国感到派人入藏并不能如愿以偿，于是试图改用其他办法敲开西藏大门。1886年7月，英国驻华公使欧格纳要挟清政府准允在藏印边境通商，声称“印藏交界之大吉岭地方，藏番早有与英人互相贸易之事。如果准令在印藏边界通商，即可永不入藏”。这些无理要求同样遭到了西藏地方政府噶厦和三大寺的坚决反对。他们在沿线、边险要隘处建筑卡房围墙，设兵把守，在藏锡边境的隆吐山上，建立了一座高大的隆吐宗堡，切断藏印交通，不同英人交易。全藏僧俗还在三大寺喇嘛领衔下，多次向驻藏大臣文硕上禀帖，坚决拒绝与英人通商，因为“该外藩人等利欲熏心，即如暗食货物之蚁虫无异，实属包藏祸心，尽用奸计谋害。现在甲喀尔(印度)一带各国地方，致遭何等之害，人所共知。无论如何，现在大吉岭地方小的番民，与该昧良狂妄之徒往来买卖一事，实难放心”。
(二)英国第一次侵略战争与藏印条约的签定以及划界纠纷
英帝国主义在以“传教”“探险”“游历”等方式进行侵略渗透的阴谋破产之后，为尽快地打开西藏的门户，决意对西藏发动一场武装侵略，企图用武力强迫西藏地方对英开放，把西藏地方纳入英属印度殖民地的一部分。1886年英帝国主义为挑起战争，擅自划界，指责西藏地方政府在热纳宗的隆吐山设卡是越界，并大肆增兵，蓄意发动了第一次侵藏战争。
1886年，英国以武力占领整个锡金，逼走锡金王之后，就在锡金境内修路、架桥、修建驿站，开辟到西藏的交通，做好了武装入侵西藏的各项准备工作。当西藏人民拒绝马科雷使团进藏之后，英印政府遂声称卓木(今亚东)山谷以南的包括隆吐山在内的地区，为它所“保护”的锡金领土，于是“招雇游民作向导”，派遣了一支配有300驮畜，几门山炮和l000多名武装齐全的士兵组成的队伍越过隆吐山探路，还将隆吐山至捻纳一段崎岖狭窄的地方开宽垫平。当西藏人发现前来阻止时，英帝国主但不停止越界筑路，反而继续在廓布等地兴修驿站，一步步向西藏逼进。
早在英帝国主义强行租借大吉岭时，西藏地方政府中的上层爱国人士和西藏人民就看出来了，英人之所以不间断地经营大吉岭，在那里广设铺面，组织各种商机构，其目的是为了吸引汉藏商人前去贸易。因此，西藏地方政府向清朝中央政府提出禁止汉藏商人前往大吉岭经商的主张，并从1884年开始就采取了积极的防范措施，以阻断英人窥藏的道路。
在英印政府开修隆吐山山路并在廓布修建驿站时，西藏噶厦政府面对英国向西藏边境进逼的形势，召开全藏会议，全体僧俗代表签订了《抗英卫教守土誓言》，决定：
(一)选派能员，率兵前往边关驻守。(二)征调前藏、后藏、山南、塔工、波密、藏北等地驻军，以大中寺庙组织僧兵。(三)视战局发展情况，实行l8岁至60岁的征兵制度。(四)立即筹集土炮、土枪、弹药、刀矛、弓箭、甩飞蝗石、鞭等武器。(五)成立后勤机构，征集粮草。（六）组织民工，运输军需物资。(七)下令各地行政官员从速办理，不得延误。同时还当机立断，于1886年在藏锡边境的险要地段，建卡设防，并在距热纳宗二十多英里的隆吐山上，修建了高大的堡垒炮台，派出200名藏军“就近防堵，以期各保疆土”。
西藏地方政府采取的这些积极有效的防范措施，立即受到英帝国主义的横加指责，他们大耍无赖手段，在各种照会和声明中先是提出藏军在“边界外距大吉岭相近百里地方，建立炮台，意在阻止通商。”接着，又说是“横截廓尔喀(指尼泊尔)东通印度之路”。到了l887年，英国驻华公使华尔生提出，隆吐山是属于英国所“保护”的锡金领土，藏军在此越界筑卡，是有意威胁大吉岭的安全。因此，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英国侵略者是怎样变换手法，初说隆吐设防是“意在阻止通商”，继而说是“横截廓尔喀东通印度之路”，进而又说隆吐是在锡金境内，藏人“越界戍守”，这一切充分说明英帝国主义为武装入侵西藏一再寻找借口。其实西藏军民在吐隆设卡是自守疆土，并没有越界设卡。英帝国主义在1861年强迫锡金和1865年强迫不丹订约后所侵占的土地，也不包括隆吐山在内。当时与这两国订立的不平等条约，包括大吉岭和噶伦堡在内，其地界是在锡金境内大雷吉河以南、小雷吉河以东和在不丹噶伦堡内距白栋3英里日喜河处，而隆吐山离日喜河尚有23英里，离不丹也还远。在1861年，英帝国主义强迫锡金订约时，也只取得了在锡金境内的修路权，并未规定锡金为英国的保护国。那么藏锡边界究竟是在热纳还是隆吐山，就属于西藏与其藩属锡金之间的问题，与英人并没有什么关系。英帝国主义之所以擅自划界，以越界设卡为借口，其目的不过是“英国据（锡金)为属部，不愿藏中设卡……，阻绝藏商越大吉岭贸易之路，而又明知哲系中国西藏之属部，难遽显言哲专属英，……故含混牵强，以相挟制”。原来，英帝国主“挟制”的目的就是要“哲专英属”而后已。
1887年底，在中英关于隆吐山是否属藏进行争执之时，英帝国主义已开始调兵遣将，作好了与清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开战的准备。
1888年1月23日，英国军官纳尔亲自来前方布置进攻。3月20日，英军约四五百名，由隆吐山下的扎鲁隘口突然发动了对藏军的进攻。当时驻守隆吐山上的藏军仅有一个营，约200人左右，使用的武器也不过是弓矢、梭镖、大刀、铳、投石和火绳枪等，装备十分低劣。但他们在广大人民激昂的抗英情绪鼓舞下，以弱战强，以少战多，打退了敌人的第一次进攻。数天之后，英国调来大批援军，派格雷姆将军率队再次大举进犯，并运来了大炮等重型武器，接连用密集的炮火向隆吐山阵地狂轰滥炸。藏军在敌人强大火力的威胁下，坚守阵地，奋力抗击来犯的敌人。在英军猛烈的炮火轰击下，藏军阵地工事全摧毁，损失惨重，情况危急。此时噶厦派来前线总指挥噶伦拉鲁·伊喜洛布汪曲赶到，继续指挥战斗，顽强地守御阵地。然而，藏军终因寡不敌众，于3月24日突围，隆土失守。在敌强我弱，火力配备悬殊的情况下，为了保存有生力量，藏军退至捻纳附近的卓玛依等地。
1888年6月，藏军3000人向隆吐山反攻，企图收复失地，但结果又遭失败。10月，藏军第三次组织反攻，这次藏军乘英军夜晚驻扎在距纳汤一英里半的地方，于一夜之间，在海拔13500英尺的提俄可岭上筑起了一道长三里、高三四尺的屏障。到第二天拂晓，被英军发觉，“惊诧为鬼工”，英人于是便“举队前进”，向聚集在此的数千名藏兵“开炮轰击，藏人终至大败涂地”，纳汤就此落入敌手，伊喜洛布汪曲率兵退至捻纳以内春丕等地。据《泰晤士报》估计，在这三个多月的战事中，有l000多名藏军和平民被英军杀害。
在清政府得知藏兵与英军开仗，隆吐山失守，即下令免除文硕职务，任升泰为驻藏帮办大臣，赴西藏执行不许开仗，即刻撤兵的妥协政策。升泰在途中，即已决定“亲赴两敌之中先解战争，再勘界址”，并奏请“(总理衙门)转电印督，或亲来前敌，彼此面议，或由印廷派大员，会商妥办”。7月5日升泰到达西藏，他看不到西藏广大农牧民群众反对侵略者的情绪日益高涨，而是对西藏地方政府的军事力量充满悲观。他责成西藏地方政府前方的军队撤至帕克里，并把各地征集来的民兵，包括三大寺的僧兵，加以遣散。升泰的这种做法，打击了藏军士气，扰乱了藏军原有的部署。实际上是帮了侵略者的忙。
1889年11月，升泰带领人员到达藏印边境的仁进岗地方，于l2月12日同英方代表柏尔会谈，至此，英帝国主义发动的第一次侵藏战争告一段落。
中英会谈前后进行了三个多月，于1890年3月17日订立了《中英藏印条约》。该条约共计八条，主要内容包括：(一)西藏与锡金的边界，自布坦交界的支莫挚山起，到廓尔喀边界为止，以锡属梯斯塔及近山南流诸小河，藏属莫竹及山北流诸小河分水流一带的山顶为界。(二)锡金是英国的属国，没有英国的允许，不得与任何外国来往。(三)中英两国不侵犯西藏与锡金的边界。(四)换约六个月后，双方派员会商关于通商、游历以及官员交涉方式等问题。
《中英藏印条约》助长了英帝国主义的侵略欲望，为获取更大的权益，英印当局不久便催促清政府继续谈判，讨论《中英藏印条约》中没有明确解决的第四、五、六三款的问题。升泰便于l891年2月派西藏粮务委员黄绍勋、文案委员张眩二人为中方代表，赫政为谈判译员前往大吉岭，与英方委员柏尔进行谈判。
同年2月25日，英印政府提出续议三款的意见。其主要内容有：(一)通商：英国企图取得在西藏“自由贸易”(或称作“不受限制的贸易”)和“无限制的履行权利”。在这个前提下具体要求(1)货物由印度进入西藏，或由西藏进入印度概不付税，但各项军火、军械、盐、酒以及各迷醉药不在此内，或由两国政府禁止，或将制定进出口专章。(2)帕里及其附近地区开放为自由市场，听凭英国诸色商民前往贸易。(3)英国诸色商民得在莫竹河护照上签证。(4)在藏之英国商民生命财产应受保护。(5)印度的派遣官员驻寓帕里等地。(6)英国各色商民得在英印官员驻寓地点置地建屋等等。(二)文移往来：双方文移往来，应由印度驻哲孟雄政治专员(或驻寓帕里官员)及中国边境官员转递。(三)游牧：(1)关于游牧一节，可请升大臣提出解决办法，料可继续维持以前惯例。(2)如有争议事项，由印度驻哲孟雄政治专员(或驻寓帕里官员)与中国边境官员妥商解决，或各向本国政府请示议办。(3)议定各款于十年内有效。
升泰在接到英方提出的条件后，根据西藏的实际情况，于5月底做出了明确答复。针对英方提出三点指出：“(一)通商：应妥议税则，两国政府得各自决定何物应禁，何物可准。开放亚东，英商得在该处随意与任何人交易，或卖其货，或购买西藏货物，但不许租购土地建造房屋。西藏方面不愿答应自由游历旅行，因此，英国商民不得过亚东以北。开放帕里及自由旅行两事现在概不讨论，遣派委员驻寓帕里自无庸再议。(二)印度与中国驻藏大臣之文移往来，可以经由英国驻哲孟雄政治专员及中国边境官员转递。(三)游牧：哲孟雄已在条约内言明由英国保护，应准目前在哲境游牧之藏民于规定时限内返藏，其留于哲境者，英国政府可课征游牧捐税”。从升泰的答复可以看出在重大问题上还是拒绝了英方的提案。
1892年9月24日升泰在仁进岗病故。同年ll月10日清政府任命奎焕为驻藏大臣、延茂为驻藏帮办大臣，令其“查照升泰原议各节，与英柏尔妥为商办”。1893年11月2日，清政府谕令驻藏大臣奎焕和签字委员何长荣赴大吉岭。同年l2月5日，历时近三年的藏印续约三款的谈判，正式在大吉岭达成协议，双方签订了《中英藏印续约》九款，附约三款，将其作为《中英藏印条约》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主要条款是：(一)确定亚东为通商口岸，英商自由贸易。(二)五年内免除进出口税。(三)允许英商租赁房屋、栈所。(四)两国商民若有争辩，应由双方边界官秉公办理。如有意见不合，按伊本国律例办理。
1890年签订的《中英藏印条约》和1893年签订的《中英藏印续约》，是英国强迫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通过这个条约，英国终于打开了西藏对外封闭的大门，也给中国西藏的社会历史发展带来了严重后果。
(三)英国第二次侵藏战争与《拉萨条约》
1894年亚东开关后，英国对印藏贸易十分不满，借口藏哲边界问题，企图扩大对西藏的经济侵略。特别是在1898年寇松继任为印度总督之后，积极推进所谓的“前进政策”，即竭力推动英国政府扩大对西藏侵略的政策。
1898年10月26日，寇松向英国政府递交了一份要求与西藏“单独来往”，以“打开和达赖喇嘛直接交往的途径”的报告。这种“直接交往”的性质，在于否认中国对西藏地方的主权，诱使西藏地方政府从中国分裂出去，成为英国卵翼下的“独立国”。与此同时，寇松先后两次派人送信与达赖联系，但遭到了达赖喇嘛的拒绝。
然而，俄国间谍德尔智代表西藏，率团访问俄国，给予英印政府很大的打击。他们万万没想到，一个多次拒绝与他们通信的达赖喇嘛，竟然会派人到俄国，欲与建立“友好关系”。于是他们被激怒了，深感在与沙俄争夺西藏的斗争中输给了他人，长期苦心经营的侵藏成果，都将化为乌有。以寇松为首的“前进政策”的狂热鼓吹者们，神经过敏地大谈俄国控制西藏后，对印度所带来的威胁，因此，一时间俄国威胁论甚嚣尘土。
英国为削弱俄国势力，l902年与El本签订同盟条约，鼓励日本与俄国争夺中国的东北。同时也加紧了侵略西藏的步伐，利用藏哲边界问题，制造纠纷，为下一步实行武装侵略寻找“依据”。1902年6月26日，在寇松的精心策划下，怀特率领200名武装士兵，闯入西藏地方的甲岗，蛮横地限定当地官员群众在24小时之内撤出甲岗，然后他们拆毁原藏军隘卡和居民房屋，没收群众牛羊5784(头)只，并北侵至西藏的岗巴(干坝)宗南思补纳山一带，“修立石堆，插建洋旗，共有二十一处”。
在英军侵占甲岗后不久，即l902年8月，中外报纸先后披露了所谓的《中俄关于西藏密约》这一传闻，虽然是讹传，但它在当时却起到了加深英、俄争夺西藏矛盾的作用。在英国统治集团中的一部分人，他们将德尔智在拉萨和圣彼得堡之间的往来，以及沙俄间谍不时在西藏的出现，与中俄密约联系起来，坚信中俄密约的传闻是有根据的。以印度总督寇松为首的一批“前进政策”的推行者，则更是借此大做文章，积极推动英国政府武装侵入西藏，并做好了发动侵略战争的一切准备。
1903年11月4日，英印政府组建了一支由麦克唐纳统一指挥的近2000名侵略大军，于12月11日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发动了侵略战争。英国之所以选择这个时机，因为当时沙俄与英国的盟国日本，为争夺中国的东北和朝鲜的斗争已达到双方动武的地步，日俄战争的即将爆发，使沙俄无力干涉英国对中国西藏的武装侵略。但是英国在进行侵略西藏时，为了掩人耳目，宣称麦克唐纳、荣赫鹏所率的侵略军是与西藏人民谈判的“使团”，目的是与中国西藏订立新的条约等等，然而铁的事实却无情地粉碎了他们种种谎言。
1903年12月11日，在麦克唐纳和荣赫鹏的率领下偷渡则利拉山口，从疏于设防的亚东、帕里一线，直向西藏的腹心地带挺进。13日，英军进占仁进岗，l4日侵入春丕谷。当时，西藏军队700多人驻扎在岗巴附近各隘口，没有估计到英国会背信弃义地向春丕、帕里一带入侵。英国官方的《泰晤士报》通讯员洋洋得意地写道：英军占领春丕，“对西藏人是一个重大的意外事件”。
当英军侵入西藏领土后，中国驻藏官员及帕里宗本即向侵略军提出抗议，要求他们立即退回隆吐，等待驻藏大臣前来谈判，但遭到拒绝。12月14日英军占领春丕后，驻在岗巴的英军和“使团”与驻在春丕的英军会合。18日，麦克唐纳带领800名轻装的英军，向西藏边境重帕里进攻，21日占领帕里宗政府，1904年1月4 日以荣赫鹏为首的“使团”也到了帕里。
1904年1月7 日，英军进一步向前推进。这时西藏噶厦政府为阻止英军继续北上，也从各地调来六个代本三千多藏军，开赴拉莫湖畔的骨鲁地区进行布防。当时藏军的部署，主要分左右两翼：左翼在离骨鲁约9公里的曲米新古，于赴江孜大道上建筑防御工事，阻截英军；右翼在拉莫湖的对岸，作掩护之势。藏军代本莱丁色、朗色林、吉普三大寺代表曾两次要求英军退回亚东后再行谈判。起初，英方鉴于滞留在春丕谷的部分英军未到，军需品亦未运来，便佯装同意谈判，但等援军一到，英方态度立即强硬起来，断然拒绝了藏方的要求。3月18日，麦克唐纳率领英军从春丕返回堆纳后，于31 日开始向曲米新古的藏军阵地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当时，西藏派出代表想作最后一次努力，要求荣赫鹏谈判，不使用武力，但荣赫鹏大耍两面派阴谋：一方面假惺惺地和藏军指挥官莱丁色代本在双方阵地前沿谈判；一方面又暗中命令英军偷偷地从后面包围藏军。在谈判中荣赫鹏为了诱使藏军放弃武装，指出：“要谈判，双方必须停火，应该解除戒备”。
藏方不知是个阴谋，为表达谈判的诚意，下令将火绳熄灭。可是背信弃义的英军却架起大炮和机枪，强迫藏军缴械。在收缴藏军武器过程中，凶狠残忍的英军对那些已经失去抵抗能力的藏军进行野蛮的大屠杀。据西藏许多老人回忆：“因为西藏部队多使火药枪，用火绳来点燃火药枪，这样便给了敌人以背信弃义、突然袭击的机会。”在英军大屠杀面前，藏军仍然顽强抵抗，甚至徒手扑向敌人，展开殊死的搏斗。整个曲米新古战役，藏军死伤官兵达1400余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曲米新古”血案。 “曲米新古”血案，充分暴露了英帝国主义的残酷和野蛮，遭到了世界舆论的谴责。
4月11日，英国侵略军抵达江孜，先后占领江错白地和江洛村。13日英军最后攻占了江孜宗政府所在地，即江孜炮台。他们在这里大肆抢掠，掳去了l00吨粮食、若干牛羊肉和数吨火药，并捣毁了宗政府。
4月底当一部分英军开始攻打噶惹拉藏军阵地时，一支由800人组成的藏军从日喀则于5月5日黎明赶到江孜英军大营外的高墙，控制了墙上的枪孔。突然，喊声枪声大作，英军从睡梦中惊醒，连衣服也顾不上穿，就冲出营房，作拼死抵抗。这一仗几乎全歼敌人，荣赫鹏在极度恐慌中仓皇南逃，险些被生擒，藏军一举夺回了江孜炮台和几个据点。从5月到6月间，藏军与英军多次激战，给敌人以沉重打击。由于在江孜有了较周密的战斗部署，英军陷于被动局面达两个月之久。
6月13日，荣赫鹏和麦克唐纳将他们麇集在亚东和春丕的军队全部调出，倾巢出动，直逼江孜，解救被包围的英军大本营。他们先后攻占乃宁寺和紫金寺，并从紫金寺、帕拉村和江孜林卡三个方面包围了江孜宗政府及驻扎于江孜街巷的藏军。
7月5日下午一点四十分，英军向江孜宗政府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一场英勇的江孜保卫战正式开始了。军用大炮向江孜城区和宗政府所在地的宗山进行猛烈轰击，一部分英军佯攻宗山炮台，吸引藏军主力；而另一分英军乘夜兵分两路偷袭并占据了江孜东南市镇。天亮后英军集中兵力，在大炮的掩护下，兵分两路围攻宗山炮台。当时驻守在宗山炮台的藏族军民5000多人，他们毫不畏惧，英勇阻击，用自己的生命保卫着祖国的每一寸土地，谱写着一曲曲悲壮的战歌。他们凭借简陋的土枪、大刀、长矛和鄂多(亦译作乌尔朵，汉译“抛石器”)等武器，多次打退敌人的进攻，直到7日下午7时，英军用大炮炸开一个缺口，才从缺口冲进炮台，造成宗山炮台的失守。
江孜保卫战是西藏人民英勇抗击英国侵略的一次最重要战役，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史上光辉的一页。在这次战斗中，西藏人民在没有清政府有效的支持下，孤军奋战，付出了牺牲西藏军民4000多人的惨痛代价，许多村落、寺庙和古迹遭到了空前的浩劫。
英军在江孜大肆抢劫之后，为了不使西藏人民有重新整顿和集中的机会，于7月14日便由麦克唐纳指挥向拉萨推进。英国侵略军虽然沿途再没有遇到西藏地方政府有组织的大规模的抵抗，但是西藏军民自发的、零星的反抗斗争一直不断，有时西藏军民在黑夜偷袭英军营地，杀死哨兵，使英军心惊胆战，深深感到西藏人民是永远也不会屈服的。
1904年8月3日，英军开进拉萨。4日驻藏大臣有泰拜会荣赫鹏，并送牛、羊、米面酬劳英军，但是，“集结在拉萨东郊的邦堆、德庆和蔡公堂三地的3000名藏兵正磨砺以待，三大寺、上下密院、木汝寺僧众也在咬牙切齿，纷纷表示：如果英人敢于轻举妄动，誓与他们同归于尽”。一方面城内并未畏服的藏族民兵和部分藏军，经常乘着黑夜袭扰驻拉萨的英军；另一方面拉萨三大寺喇嘛联合信教群众，坚壁清野，不向英军出售任何食品和燃料，使英军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
荣赫鹏为尽快将事先拟定好的条约强加给西藏紧抓住驻藏大臣有泰，要他出面逼迫和劝诱西藏地方当局签约。当荣赫鹏把单方面拟好的条约交给有泰后，有泰迅速地转告给西藏地方政府代表。8月11日西藏地方政府对荣赫鹏提出的九条要求，给予了十分强硬的答复，认为在赔款问题上，应该由英国向西藏赔款，而不能由英国向西藏要求赔款，因为战争是英国发动的，对开商埠事，认为只能开仁进岗一处。荣赫鹏接到这一答复后，恼羞成怒，再次使出武力威胁的伎俩，声称如不答应此条约将再次采取军事行动，并勒令有泰压服西藏代表同意签约。
经过荣赫鹏、有泰的软硬兼施，西藏地方政府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被迫妥协，摄政甘丹池巴·罗桑坚赞于8月13日直接和荣赫鹏见面会谈。9月1日，荣赫鹏带领全部随从人员，在全副武装的监督下，由有泰召集全体噶伦和民众代表大会人员开会。荣赫鹏拿出由汉、英、藏三种文字写成的条约草案，向大会宣读，并要求立即承认条约。9月7日荣赫鹏强迫西藏地方代表在达赖喇嘛的驻锡地布达拉宫举行了签字仪式，西藏地方政府代表代理摄政甘丹池巴·罗桑坚赞代表达赖喇嘛盖印，其余噶伦、三大寺代表和部分僧俗代表也分别签字，这就是臭名昭著的所谓《拉萨条约》。其内容共十款，包括赔款、戈界、通商、军事控制以及政治特权等几个方面。
其主要内容有：
1．向英国赔款50万英镑，折合印度货币750万卢比。每年偿付l0万卢比，75年付清。
2．按照英国要求划定藏锡边界，将甲岗一带地区划给锡金。
3．增开江孜、噶达克为商埠，由英国派商务官员和西藏专门人员共管商务。
4．英国军队驻扎春丕谷，作为西藏履行条约的担保，至赔款缴清或商埠妥立三年后最晚之日止。
5．削平拉萨至边界炮台和军事设施，并撤除一切防碍交通之武备。
6．非得英国允许：a西藏土地不得租售给他国；b外国不得干涉西藏事务；c外国不得派人进入西藏；d外国不得在西藏取得铁路、公路、电线或矿产的租让权；e西藏各进款或货物或金银钱币不得向外国抵押拨兑。
7．西藏允定，除将来立定税则之税课外，无论何项征收，概不得抽取。
8．西藏应遵照l890年中英藏印条约行事亦允认该公约第一条所定藏哲边界，建立界石。
9．英国驻江孜的商务代表遇有要事不能解决时，有权进入拉萨。
以上内容充分显示了《拉萨条约》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奴役性和掠夺性的不平等条约，英国殖民主义者借此条约榨取了巨额赔款，吞并了边境地区，扩大了通商特权和政治权力，否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排斥其他帝国主义染指西藏。
然而，由于没有中共中央政府代表的签字，这一条约失去了应有的法律保证。同时，条约签定以后，引起了包括西藏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的强烈谴责和清廷内部和世界各地的舆论哗然。
(四)中英交涉主权与宗主权之争以及《北京条约》的签订
英国侵略西藏，强迫签订《拉萨条约》之后，在国内外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清政府在全国人民爱国舆论的压力和其他帝国主义列强的怂恿下，除电令有泰拒绝在《拉萨条约》上签字之外，于l905年1月任命外务部侍郎唐绍仪为全权代表，率参赞张荫棠、梁士诒等赴印度加尔各与英印代表进行谈判，以挽回对西藏的主权。在谈判过程中，英方谈判代表费礼夏大耍阴谋，在主权和宗主权上大做文章，认为西藏不同于中国其他地区，中国与西藏只是附属国与宗主国的关系，而不是领土主权问题，以此来否定中国对西藏地方的主权，这一提法遭到了中方代表的坚决反对和有力驳斥。在第一次会谈时，英方代表要求唐绍仪在《拉萨条约》上签字，不仅被拒绝，而且要求重新订立新约。2月2日，唐绍仪提出删去第九款的新条约草稿，但英方不同意接受中方约稿，而英方提出的新约稿对《拉萨条约》未做只字修改，也未声明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因此，也理所当然地遭到中国代表的约稿驳斥。由于双方都不让步，使会谈陷入僵局。至2月26日，英方代表不告而别，跑到西姆拉避暑去了，只派一个代表团成员礼敦往来传话，这分明是对中国特使的有意侮慢。而中国代表唐绍仪也采取针锋相对的做法，自己也跑到北京，留下参赞张荫棠同英方代表敷衍。谈判拖到ll月12日，英国单方面停止了谈判。
1905年，英国为对抗新兴的德国，而在侵略中国西藏的问题上向俄国让步，主动要求与中国恢复谈判。l906年，中英双方重新在北京会谈，英方代表是驻华公使萨道义，中国代表仍是唐绍仪，经过多次商谈，于4月27日终于签订了《中英续订藏印条约》(也叫《北京条约》)。该条约共六款，另以《拉萨条约》作为附项，其主要内容：
(一)英国同意不占领西藏领土，不干涉西藏一切政治。
(二)中国同意不准其他国家干涉西藏事务。
(三)《拉萨条约》作为附约，其中第九款第四条所规定的权利，只有中国享受，其他国家不能享受。
《中英续订藏印条约》的签订，使英国最终在事实上确认了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并使它侵占中国领土西藏的阴谋未能得逞。虽然英国迫使清政府签订了条约，但在西藏人民的英勇抗击面前，英帝国主义也认识到，仅靠武力是不能完全征服西藏的。英国不得不放弃侵占西藏的企图，转而另谋计策，由原来的一味用武力进攻的做法，改变成以军事武力做后盾，以物资利益作诱饵，以挑拔离间、分化利诱的伎俩，培植亲英势力，大搞“西藏独立”活动。
三、沙皇俄国插手西藏与英俄非法的《西藏协定》
(一)沙皇俄国的狂妄野心
同英国一样，沙皇俄国在世界近代史上也是一个最富于侵略性的国家，争夺世界霸权和追求领土的无限扩张是它的一贯的对外政策。从17世纪中叶起，沙俄越过乌拉尔山扩张到西伯利亚后，就一直推行一条吞并我国北部地区的侵略政策，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先后割占了我国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从18世纪初开始，又把侵略矛头指向了我国的西藏，妄图将西藏并入俄国，使其势力从中亚经西藏扩张到南亚次大陆，直抵印度洋，占领印度半岛。
1721年，沙皇彼得一世给俄国枢密院下了一道诏令，诏令提出“与中国的塞里木城(今青海西宁)、达巴城（今西宁西郊多坝)以及达赖喇嘛住地亦应有商务往来”,“此等商务往来的目的并不在于牟利，而在于派出机敏人员随商贾一起活动，以便探访何地出产黄金，产量如何，欲往其地何路可通，即使路甚艰险，亦须察明能否到达该地，并加以占领”。此后，沙俄政府对中国西藏地方侵略活动迅速展开。
中国西北的准噶尔部和贝加尔湖附近的布里亚特蒙古族信奉藏传佛教，与西藏在宗教和经济上有着密切的关系。沙俄就利用布里亚特人、吐尔扈特人与西藏的关系，派遣科学院有关“专家”到他们中间，搜集关于蒙古和西藏的地理、政治、历史、宗教等情况以及蒙、藏文图书抄本等珍贵资料。沙俄还利用他们经常到拉萨朝圣和经商的机会，从中招募间谍，化装成朝圣的喇嘛教徒，或以经商作掩护，直接潜人西藏刺探情报。此外，沙俄还通过l8世纪以来常驻北京的俄国东正教布教团，广泛地搜集有关西藏的情况。他们通过各种手段结交清廷的权贵和蒙、藏上层人士以及外国传教士，窃取情报。俄国东正教在华布教团第九任团长比丘林，在中国居留了l4年之久，他利用教士身份不仅广泛收购汉、蒙、藏文历史书籍和各种文物，搜集、掌握了有关中国民族情况的大量情报，而且利用这些情报资料编纂成书，先后编译出版了《西藏现状志——附成都至拉萨路程图》、《西藏青海史》等书籍。当这个间谍分子离华回国时，仅为沙俄外交部亚洲司等单位偷运回国的中国图书、手稿就有几吨重。另一名间谍是随着布道团常驻北京的瓦西里耶夫，此人来中国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学习藏语”及其各种方言，研究汉、蒙、藏、满等民族的史地、宗教、文化艺术等，说明他是专门为研究我国边疆民族问题，并为俄国政府提供这方面情报而来的。他从l840年来到北京后，除编写了《藏语入门》、《藏语文选》、《藏、汉、蒙佛教史》等书外，还翻译了一部藏文著作《西藏地志》。该书专门记述了一个在北京管理喇嘛庙的掌印活佛从西藏到内地的行程乘鹤沿途风光。
沙俄通过上述活动，掌握了大量关于西藏的情报，为日后侵略中国西藏，实现将“蒙藏汉之全部东方”并入俄国的狂妄野心，作了充分的准备。
(二)19世纪后期沙俄在西藏的侵略活动
19世纪50年代，英国在侵占了尼泊尔、锡金、不丹、克什米尔等地以后，便逼视西藏。当时，沙俄虽然在我国西北地区已侵占了大片土地，但它并不甘心坐视英国对西藏的觊觎，而是急切地想在英国之先打通进藏道路。于是从19世纪后期开始，以所谓“探险”、“游历”、“学经”、“传教”等名义，不断派遣间谍分子潜入西藏。
从1870年到l888年，在俄国政府的秘密组织和资助下，沙俄参谋部军官普尔热瓦尔斯基上校，先后五次率“考察队”，进行了以西藏为最终目的地的所谓科学考旅行，俄国外交大臣吉尔斯认为：普尔热瓦尔斯基选择考察路线最符合外交部的意愿，“西藏作为喇嘛教的中心，对俄国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我们西伯利亚非俄罗斯人中很多人信奉这种宗教。所以，对这个地区还完全没有准确情报的情况下，外交部不能不特别赞许普尔热瓦尔斯基先深入拉萨的决心，迫切希望他尽量用更多的时间研究当地的独特制度”。这支考察队先后窜入我国新疆、蒙古、甘肃、青海等地，曾三次进入西藏境内，并深入到那曲附近。他们在中国的土地上大肆从事间谍活动，绘制地图，拍摄照片，盗窃生物标本和历史文物，搜集了大量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地理、物产、气候、民族、宗教等方面的情报。他们狂妄地以“发现者”自居，恣意将中国的湖泊、山脉标上俄罗斯的名称。在札曲河畔和鄂陵湖旁，这批“科学考察者”竟丧心病狂地两次向当地居民开枪射击，打死打伤藏族同胞40余人。沙俄政府为表彰普尔热瓦尔斯基立下的“卓越功绩”，将其由上校晋升为少将，赐给他终身津贴。1888年普尔热瓦尔斯基病死，沙俄政府将他葬身之地卡拉科尔城改名为普尔热瓦尔斯克，颁发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奖章、奖金，甚至将中国新疆南部的阿克塔克山在俄国地图上改为“普尔热瓦尔斯基山”。
普尔热瓦尔斯基死后，沙俄政府继续组织所谓的“西藏考察”，接连派遣间谍分子佩夫佐夫、格鲁姆和格尔日玛伊洛兄弟、鲍格丹诺维奇、罗布洛夫斯基、别列佐夫斯基、科兹洛夫、拉迪金等人率领“考察队”，多次深入青藏高原进行间谍活动。1899年自称为普尔热瓦尔斯基的学生、在普尔热瓦尔斯基“考察队”任职多年的科兹洛夫率领的“考察队”，曾深入到昌都北部和四川德格一带，在离昌都不远的鄂木楚阿类乌齐地方的琐图村附近遇到西藏地方官员的阻挠。科兹洛夫不顾藏族官员的警告，抢占有利地形，他认为“很快射击，比任何中国护照更能可靠地保证这次事件对我们有利的结局”，于是下令向劝阻他们的当地官员、百姓开火，当即打死我藏胞23人，打伤l7人，还烧毁了不少房屋，制造了著名的“琐图血案”。
这一批又一批披着“考察”外衣的沙俄间谍分子，荷枪实弹，在中国领土上横冲直撞，为所欲为。他们除搜集大量情报、多次制造血案外，还施展了更为恶毒的一手，就是在藏族人士中挑拨离间，进行分裂破坏活动。他们背着清朝驻藏大臣，在西藏官员中挑动说：英国欺负西藏，清廷不保护西藏，他们为之不平，他们到西藏来，实为帮助西藏人“保护疆土”，如果西藏方面同意，他们随时可以“派兵援助”或者接济军火。这些间谍分子的言行，充分暴露了沙俄妄图以军事行动占领西藏的狂妄野心。
(三)20世纪初沙俄在西藏的阴谋活动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英国侵略势力步步深入西藏，沙皇俄国独霸西藏的愿望更加急迫，其侵略手段由派遣“考察队”明火执仗地入侵西藏，转变为“以收买为基础的对外政策”，利用境内布里亚特蒙古族与西藏特殊的宗教关系，派遣身披袈裟的间谍分子打入西藏地方统治集团，大搞离间、拉拢活动，策动西藏上层人物投靠沙俄，把西藏“和平地并人俄国版图”。
布里亚特蒙古人齐比科夫装扮成去西藏朝圣的喇嘛，于1899年至l902年在西藏进行了一次“秘密考察”，被认为是沙俄政府利用喇嘛教渗透西藏的一次成功杰作。l903年齐比科夫回国后作了一个报告，据他说：1900年西藏各大寺庙有近千蒙古人，其中有俄国臣民布里亚特喇嘛47人，土尔扈特喇嘛l人。实际上，匿居西藏各大寺庙的俄国喇嘛远比齐比科夫所说的要多。
沙俄政府利用喇嘛教向西藏进行政治渗透最具成功的“得意之作”，莫过于俄国布里亚特蒙古族间谍僧侣德尔智成功钻进西藏地方上层政治圈子策动分裂的活动。
德尔智，原名德尔捷耶夫，此人被沙俄间谍机关收买后，就带着大批活动经费，以学经为名，前往西藏各大寺院活动。德尔智在西藏生活了20多年，学会了一口流利的拉萨话，他使用各种拉拢手段，爬上了十三世达赖侍讲(副经师)的高位。从此这个间谍分子便利用这一合法地位，往来于中俄之间，从事破坏中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勾当。他在达赖左右，经常利用为达赖占卜、打卦的机会，挑拨西藏和清朝中央的关系，散布亲俄舆论。他鼓吹一统宇内的“佛法大王”就是当今的俄罗斯皇帝；俄国是喇嘛教的唯一保护者，清廷不足依恃；西藏只有依靠强大的俄国，才有可能得以保全等等，竭力策动西藏上层分子背叛祖国，投靠沙俄。
由于德尔智对达赖及西藏上层集团的煽动和诱惑，使达赖逐渐产生了“联俄抗英”的幻想。为策动十三世达赖尽快投靠沙俄，俄国政府和德尔智于1900年至l901年，一手导演了两场所谓“西藏使团”访俄的闹剧。
1900年9月，西藏地方政府派出所谓“西藏代表团”，秘密前往俄国访问。率领这个“代表团”的正是俄籍布里亚特蒙古人德尔智，而达赖喇嘛的卓尼钦则是德尔智的随员。10月13日，沙皇尼古拉二世亲自接见了德尔智等人，把东正教大主教的法衣赠给达赖，这意味着授予达赖大主教的教阶。次年4月，德尔智再次以“西藏特使”的身份，率领8名西藏官员赴俄活动，除受到沙皇接见外，还与沙俄的外交大臣和财政大臣分别进行了长时间密谈，双方讨论了西藏在俄都彼得堡设立永久性“使馆”问题。当德尔智一行返回西藏时，沙俄政府派参谋部军官专程护送，并用了300匹骆驼随同运来一批枪支、弹药和货物。接着，沙俄政府又派出两支全副武装的队伍前往拉萨。一支队伍声称是“科学探险队”，用200匹骆运着枪弹抵达拉萨；另一支队伍押送着55匹马和200头牛，载着枪械弹药，运到拉萨。
沙俄步步加紧对我国西藏侵略扩张的活动，引起清政府的密切关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就此事向沙依府提出强烈抗议，严正指出西藏是中国领土，德尔智的所谓“使团”未经中国政府允许擅自出国活动是非法的，若俄国政府与藏人私订密约，中国政府决不承认。西藏人民对此也十分关注，不少上层人士抑郁地说：“俄国然无缘无故地布施给西藏很多钱，还给很多枪，难道就不包含任何恶意吗?难道这不会是争取西藏的钓饵吗?”与此同时，沙俄的劲敌英国得知德尔智不断往来俄京的消息，也颇感不安。l901年7月，英国以英印事务大臣名义向俄国外交部发出照会，声称英国对俄国和西藏的接触“势不能沉默不问”。在中国政府及中国人民包括广大西藏人民的坚决反对下，沙俄分裂中国、霸占西藏的阴谋遭到沉重打击。沙俄的一系列阴谋活动，也进一步激化英、俄争夺西藏的矛盾。随着国际形势的新变化，沙俄不得不被迫改变侵略西藏的方针和手法。
(四)英俄签订《西藏协定》
英俄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对西藏的激烈争夺，一直持续到l906年至l907年间。这时，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一个新兴的德国帝国主义在欧洲崛起，英俄两国出于各自的利益，不得不放弃以往相互争夺霸权的政策，转而走上互相勾结，结成联盟共同对付德国的道路。为此，1906年6月，英俄两国政府的代表在彼得堡正式开始了有关分割亚洲势力范围的谈判。次年8月31日，双方分别签订了关于波斯(伊朗)、阿富汗和中国西藏的协定。 英俄“西藏协定”，是这两个帝国主义国家经过长时间的讨价还价，在彼此承认了对方在西藏的既得利益后，互相让步的肮脏产物。在这个协议中，双方宣布维持西藏的现状，但却规定了只“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妄图否认中国在西藏的主权，露骨地干涉我国内政。协定中，英俄两国相约“除通过中国政府，不与西藏直接交涉”，可在第二条又规定“大不列颠和俄罗斯佛教徒居民得与达赖喇嘛以及西藏其他佛教代表发生纯属宗教事务上的直接联系”，并认可英国的监督商务委员会可在西藏一些地方设立机构以及西藏对英国的战争“赔款”等等。可见，《协定》是在英俄双方彼此妥协，“平等地”划分了它们在西藏的势力范围和殖民利益后，又为它们进一步吞并西藏制造了更方便的条件，也为德尔智之流的“佛教徒”争得了“合法”活动的权利。列宁就此曾一针见血地指出：“l907年：俄、英协定(8月31日)，瓜分波斯、阿富汗、西藏，准备同德国作战”，这一协定表面上停止两国对西藏的直接武装侵夺，但其实质是把“争夺西藏得斗争移到了北京的‘朝廷’”。
英俄两国讨论关于中国西藏的问题，事先未同中国政府商议，两国在谈判中也未征求中国意见，完全是背着中国政府讨论并决议有关中国的事务，在国际法上是非法的，因而也是无效的。英俄两国为了修订《西藏协定》，曾进行了多次磋商会议，但不久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又爆发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这场英俄两国把西藏作为筹码，进一步扩大自身利益的阴谋，终于在风云突变的世界政治进程中破产了。
四、英国拉拢西藏上层企图将西藏置于英印政府保护之下
(一)英国拉拢班禅企图代替达赖，阴谋策划西藏独立
18世纪，不丹与印度库奇·比哈尔小邦国发生了冲突，东印度公司借机侵犯不丹。作为调解人，六世班禅与英国人有了交往，乔治·波格尔就曾是东印度公司派到日喀则的特使，其与班禅的接触，曾引起拉萨噶厦政府的不快。
1904年，英军占领拉萨时，十三世达赖为了避免受控于英军，被迫逃亡蒙古乌兰巴托。英国侵略军头子荣赫鹏虽然签到了一个《拉萨条约》，但由于达赖出走，没有合适的人作为英国控制西藏的代理人，于是想到了政治地位虽不如达赖，但威望却与达赖不相上下的九世班禅喇嘛。l905年9月24日，英国驻江孜的商务代理鄂康诺受英印政府的指示，率领50余名英兵，突然从江孜到达日喀则拜见班禅，以命令的语气提出要班禅于10月前赶赴印度，因英国皇太子维尔斯是时将访问印度，欲一见班禅。班禅当即回称：“我往印度不难，但须禀陈钦宪(驻藏大臣)，奏知大皇帝殊批照准，方可起程，否则难以从命。”但鄂康诺根本不听，持强要挟，说什么“不去不行，请细思之”。九世班禅和清朝驻后藏官员一道立即向驻藏大臣有泰报告，有泰以未得皇帝批准不能赴印为由，进行推辞。鄂康诺进而以武力相威逼，称班禅若拒绝赴印，则可能导致藏英失和，英军就将出兵日喀则。面对英国的胁迫，班禅不得不再致函有泰，详加说明：“若不去恐后藏地方札什伦布寺院内不能保全，若其去时，将来大皇帝降罪，必不能宽。惟后藏之安危所系，生灵之性命所关，为我班禅一人，致使全局震动，此心实所不安。”因此决定“我拟勉强一行，生死不问，若我班禅自此违背大皇帝恩德，即死在九幽地狱之中，不得超生。……钦宪转奏，朝廷谅我苦心，则我班禅感德矣”。当班禅决心赴印之时，又致函有泰，请派一名驻后藏的官员陪同前往。班禅自日喀则起程时，鄂康诺带领马队随行，“与押无异”。班禅一行于11月23日到达印度加尔各答。英国政府对此事作了周密安排，以接待锡金、不丹大君同等的待遇接待班禅。印度报纸报道说，班禅来印并非仅为迎会英国王储，而是“别有关系”。当清政府得知班禅已赴印度后，即向驻藏大臣有泰指出：“印政府乘达赖未回，遣人入藏，诱班禅来印，借迎英储为名，实密谋废达赖图藏。”11月初，清政府电示在印度同英国进行中英谈判的张荫棠和英国驻印度总督：“班禅来印赴会则可，若逼令其干预藏事，即令班禅亲自画押，盖用印信，均作废纸。”清政府对英帝国主义企图拉拢班禅，以“废达赖图藏”的阴谋是怀有警惕的。
九世班禅在印度期间，对英国施行的软硬兼施的笼络手段不为所动。当班禅前去会见英国皇太子时，鄂康诺要他跪拜，班禅不从，仍行执手常礼，并说：“我只在大皇帝前跪拜，其余不行。”由于清政府强硬的要求和九世班禅坚持不从的爱国主义行为，使英帝国主义此次拉拢谋未获结果，不得不让班禅于当年12月17日返回日喀则。
1906年初，英国又在印度策划举行“佛教大会”，会上推荐班禅为会所大总督，但班禅仍不为英国的举动所迷惑，不肯依照英国人的主意行事。9月，英国又派柏尔前往札什伦布寺访问班禅，班禅仅虚予应付，没有做出什么允诺。
英帝国主义几次拉拢班禅的阴谋，虽然都以失败告终，但是却造成达赖系统对班禅的极度不信任，“疑札什伦布寺欲乞援英国而独立”，造成双方的矛盾进一步扩大。
(二)英国拉拢十三世达赖亲英，策划达赖驱逐川军
英国笼络班禅的计划未能实现，转而把注意力又转向了拉萨的达赖系统。趁着达赖不在西藏，上层统治集团内部处于纷乱动荡的时机，英国通过驻江孜、亚东的商务代理处和西藏地方政府中握有实权的少数贵族频繁接触。英人的做法是先从经济拉拢入手，向这些贵族、官员及其家属馈赠礼品，施以小恩小惠，使其从感情上消除对英国的恐惧与不满。接着又从江孜、亚东一线日益增长的中印贸易中，给予垄断西藏商业活动的大农奴主以大量方便和实惠，从而把西藏经济纳入英印经济势力范围以内，逐渐转变这些人的立场，即由排英到亲英，进而把英国当成他们的靠山。英国在进行了一系列有计划得活动之后，在大农奴主阶级中扶植了像大贵族夏扎·边觉多吉、达桑占堆、赤门·诺布旺杰等一小撮亲英势力。这些人的态度又终于影响了长期徘徊于内地的十三世达赖的政治态度的转变，造成了后来西藏和祖国关系的恶化。
英国在西藏本地积极培植亲英势力的同时，一刻也没放松对达赖的拉拢收买。l908年，就在达赖到北京觐见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的时候，英国把它控制下的锡金王子派到北京专门去做拉拢达赖的工作。当时，英国驻北京公使朱尔典更是带着丰厚的礼品跑到雍和宫去谒见达赖，向他表示“慰问”，多次表示英印政府愿与达赖修好、不反对他主持西藏政教事务的意向，并暗示如果今后保证不再反英，英国可庇护他尽早离京返藏。
十三世达赖曾两次领导西藏僧俗人民与英帝国主进行了浴血奋战，在两次抗英战争中，未能得到满清政府的支持和帮助，并与驻藏大臣产生了分歧，感到清廷已无力保护西藏的利益。在抗英斗争失败后的逃亡期间，来到北京并几次面见慈禧太后和光绪帝，但对外软弱的清政府自顾不暇，已无法提供有力的支持，达赖要求的直接奏事权没有被批准，在接待规格与礼仪上又远不及顺治帝对其前辈五世的礼遇和重视，因此更加深了达赖对清廷的不满和失望。因此，在英国的利诱和拉拢下，达赖开始转变对英的态度。他在会见朱尔典时表示：“过去发生不幸之事变，并非本人初意，深望今后藏印两方永保和平友好之精神。”
1909年，十三世达赖由内地返回西藏，当时全国已处于辛亥革命的前夜，西藏地方的局势动荡不安。清朝驻藏大臣联豫继张荫棠之后，正在全藏大力推行政治改革，由此和西藏上层中的亲英分子夏扎·边觉多吉等人的矛盾日趋公开化。联豫接连上奏清朝中央，请求速派川军人藏“弹压”，借以恢复废弛已久的中央驻军西藏的旧制，稳定局势，推动改革。清朝政府采纳了联豫的建议，调派两千川军由钟颖率领开赴西藏。这支川军军纪败坏，进藏途中骚扰藏民，抢劫财物，使藏民不堪其苦，进入拉萨后，又开枪乱击，殴伤人命，造成全城秩序大乱。刚刚回到西藏不久的达赖，终于在一伙亲英分子的怂恿下，逃往印度，投向了帝国主义布下的罗网。
达赖逃亡印度，是英帝国主义梦寐所求之事。英国政府除就此事在外交上对清朝政府施加压力外，对达赖更是竭尽引诱、拉拢之能事。根据英国印度事务大臣莫利的指示：“宜利用时机优待达赖私人，以增进(与)西藏之友谊”，印度政府以“保护”之名把达赖安置在大吉岭的一座别墅里，指派“西藏通”柏尔多次与达赖秘密会谈，印度总督明托还专门接见了达赖。辛亥革命前夜，西藏即将沦为英帝“保护国”和殖民地的危险情势，随着达赖逃逃亡印度而变得更加严重了。
辛亥革命爆发后，各省纷纷独立，全国出现了一篇混乱现象。消息传到西藏，立即引起驻藏官员和军队内部的分裂。英国认为这是实现它蓄谋已久的分裂中国西藏阴谋的大好时机，一面加紧侵略中国西藏东南的珞隅等地，一面利用留居印度的十三世达赖喇嘛，积极策动和支持西藏亲英分裂主义分子驱逐驻藏川军，并掀起驱汉运动，把当时藏族人民反抗清朝统治的阶级斗争，引向民族仇杀和分裂祖国的罪恶道路。
1912年1月，亲英分子达桑占堆从印度潜回西藏，煽动民族情绪，策动“反汉”暴动，使西藏局势迅速恶化。3月，噶厦地方政府和达桑占堆等人以达赖的名义发布文告：内地各省人民，现已推翻君主，建立新国。自此以后，凡汉人递到西藏之公文政令，概勿遵从，身着兰色服者，即新国派来之官吏，你等不得供应，惟乌拉仍当供给。凡我营官头目等务宜发愤有为，如其地居有汉人，固当驱除净尽，即其地未居汉人，亦严为防守，总期西藏全境汉人绝迹是为至要。
上述公告发布以后，达桑占堆在英国的支持下，用英国供给的军火武器拼凑了约万名“西藏民军”，他自任司令，一面向江孜和日喀则的清军发动进攻，一面由英国驻亚东商务委员麦克唐纳出面“调停”，用恐吓的手段迫使两地清军妥协，由印度返回内地。接着，又向驻拉萨的清军发动攻击，并由尼泊尔驻藏官员出面“调停”，迫使钟颖与藏军“讲和”，双方达成了媾和条约四款，主要内容是：(一)川军枪弹交尼泊尔人，封藏藏中，后无汉、藏、尼三方人齐，不得擅取。(二)陆军令行退伍，由印度回国。其钦差、粮台、夷情各官，仍照旧驻藏。(三)钦差准留枪30支，统领准留枪60支。(四)汉兵出关后，所有前次兵变损失财产、房屋，须照实议赔。就这样，驻拉萨的清军交出了武器，大部分取道印度，返回内地。
根据拉萨和谈条约，钟颖及一部卫队仍有权继续留驻拉萨。但英国与西藏亲英分子经过密谋后，决意彻底断绝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又以武力相要挟，终于迫使钟颖于1913年4月离开西藏，经印度返回内地。
1913年1月，达赖喇嘛返回拉萨，随即一份以达赖名义签署的“新年公告”出笼。公告将元朝以来历代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关系，仅仅看作是“施主与福田的关系”，申明前几年中国四川、云南当局派兵入藏，迫使其逃亡国外，如今清朝垮台，西藏人起来把“中国人”赶走，使其又“安全地回到我合法的神圣的国家”。现在，他准备把“剩下的东部西藏的朵康的中国兵赶走”，这份公告虽然没有公开宣布“西藏独立”，但字里行间却表露出一部分西藏上层分裂势力依靠帝国主义的支持，欲乘中国革命之机实现其“西藏独立”的图谋。不久，一批拥护祖国、反对分裂的僧侣、贵族如前摄政第穆呼图克图、哲蚌寺的元典喇嘛和噶伦擦绒等被杀害。在“驱汉”事件中的“有功之臣”达桑占堆则被封为扎萨，并继承了擦绒的贵族头衔及其全部庄园、农奴，一跃而成为西藏最有势力的擦绒扎萨，掌握了西藏的军政大权。
在英帝国主义的直接挑唆插手下，经过一场动乱，中共中央政府驻西藏的官员及士兵被迫撤离西藏。但是，在这场动乱中，广大西藏人民与上层爱国人士仍然坚持了正确的立场。达赖返藏后，曾召集一次各宗头人会议，就西藏今后的内外政策征求意见，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讨论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在这次会议上，西藏上层僧俗官员表示，他们反对清政府的错误政策，反对汉人军队的镇压、欺凌，但不愿脱离祖国。英人柏尔在其著作：《西藏的过去与现在》一书中对此曾记载道：“西藏尚不愿与在政治上联合已久的中国完全脱离”，“在农民中，我等亦时时闻其盼望中国复来”。正是由于西藏各阶层人民的爱国呼声，使十三世达赖没有也不敢在亲英的道路上走得太远。
五、西藏和平解放前的“独立”活动
(一)“西姆拉会谈”，英国煽动“西藏独立”的秘密交易
1912年4月，袁世凯接任中华民国大总统，英国对其施加压力，迫使他同意派代表参加由中、英、藏三方代表举行的谈判。谈判于1913年10月13日至l914年7月3日在印度西姆拉举行，史称“西姆拉会议”。参加会议的代表，除英国代表麦克马洪和中国代表陈贻范外，还有西藏地方噶厦政府派出的代表夏扎·边觉多吉。
早在会议召开之前，英国就派柏尔前往江孜，与夏扎·边觉多吉会见，授意夏扎搜罗所谓的资料，作为制造西藏“脱离”中国的依据。柏尔与夏扎在亚东住了三个月，密商在会议上所提条约草案，研究对付中国代表的办法。
会议开始后，西藏地方政府代表首先提出了六项草案，声言西藏要“独立”，并把青海全部和四川部分藏区划为西藏地域范围。针对藏方提案，中国政府代表提出了驳复条款七条，否定“西藏独立”，坚持西藏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西藏与邻近省份并无划分疆界之说。由于两个草案完全对立，谈判争执十分激烈，一直拖延下来。1914年2月17日，英国代表以“调解人”的姿态，抛出一份所谓《调解约稿》，把中国西藏、青海、西康及甘肃、四川、云南的藏族地区统称为西藏，然后把金沙江以西称之为“外藏”，金沙江以东和甘肃邻近内地的藏区称之为“内藏”，让外藏“完全自治”，“内藏”则由“中藏共管”。所谓“自治”，实际上是要求中国政府承认西藏脱离中国而“独立”，用“外藏自治”之名，行“西藏独立”之实；而所谓的“内藏”，即包括甘、青、川、滇四省藏区在内的大片地区，既然作为西藏的一部分，将来一旦有事，英国就会以仲裁人的身份加以干涉。
1914年3月11日，英国以它所提出的《调解约稿》为基础，提出了一个条约的草案。这一条约草案遭到中国政府和谈判代表的反对和抵制。4月27日，英国代表以中国代表如不签字，它即单独与西藏签约相威胁，诱逼中国代表签字。7月3日，英国不顾中国政府的抗议和声明，私自与西藏代表在条约上签字。中国政府代表拒绝在条约上签字，并正式向会议声明：“凡英藏本日和他日所签之约，或类似之文字，本国政府一概不能承认。”会议宣告破裂。
由于中国代表拒绝签字，所谓的《西姆拉条约》成了没有法律效力的一纸空文。英国代表麦克马洪哀叹道：“我未能取得中国政府对三方条约的正式同意而离开印度，感到极大遗憾。”参加西姆拉会议的另一英国当事人柏尔事后也不得不承认：英国在《西姆拉条约》上所的利益“纯属空谈，因为中国政府没有签字，俄国政府也没有接受，所以，现在是无效的”。
在西姆拉会议期问，英国代表麦克马洪还背着中共中央政府代表私下和西藏地方的代表夏扎·边觉多吉会谈，用秘密换文的方式，私自划出了一条划定中印东段边界的所谓“麦克马洪线”。这条线西起不丹边境，向东延伸至西藏、云南和缅甸接壤之处，把包括门隅、珞隅、察隅在内的历来属于中国的9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划归了英属印度。西姆拉会议从未讨论过中印边界问题，更没有提出过“麦克马洪线”，这是一条背着中国政府，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非法的边界线。中国历届政府从来未承认过这条非法的边界线。由于做贼心虚，多年来英国一直未把这条线公开标在地图上，直到l937年中国进入抗日战争时期，这条非法的“麦线”才在英国官方地图上初次出现，直到l954年还注明为“未标定界”。
(二)英国策动藏军向内地进犯
西姆拉会议破裂后，英国企图用外交手段制造西藏独立的阴谋落了空，又转而竭力支持西藏地方当局扩建藏军，并策划藏军东犯，妄图用挑起汉藏流血冲突来实现它在西姆拉会议上未能实现的分裂中国的阴谋。在英国的鼓动与支持下，西藏地方政府设立了“马基康”(藏军总司令部)，以亲英分子擦绒·达桑占堆为“马基”(总司令)， 计划扩充军队l0000名左右。为培训军官，英国在江孜开办了一所军官训练学校，由英国商务委员卫队武官按期加以训练，军火武器则完全由英国供给。
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在进行，中国国内南北军阀混战，国际、国内都无力顾及康藏问题。英印政府认这是一个极好时机，即向藏方运送5000支枪，500万发弹，唆使藏军东犯。川军连续战败，金沙江以西全部为藏军攻占。l918年9月藏军渡过金沙江，分南北两路进攻，金沙江以东德格等7县被藏军攻占，并一直进犯到甘孜附近。英国政府眼见藏军不只攻占了金沙江以西地区，而且还夺取了“内藏”大部分土地，即指示其驻华使馆的副领事台克满出面“调解”。在台克满的“斡旋”下，川军和藏军于l918年8月在昌都签订了“停战协定”。
“停战协定”签订之后，英国又指使台克满到北京同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一同向中国政府交涉，提出重开中英藏三方会议，继续谈判解决“西藏问题”，企图胁迫民国政府承让藏军占据大片西康土地的既成事实，亦即他们在西姆拉会议上划定的“内”“外”藏界线。中国政府披露了中英双方有关西藏问题的交涉经过，全国人民和海外华侨纷纷集会抗议，严厉谴责英帝国主义干涉我国内政、分裂我国领土的罪恶阴谋。在举国一致的声讨和抗议下，中国政府终止了有关西藏问题的一切交涉。英国企图分裂中国领土的阴谋再次遭到失败。
1919年8月，民国政府指令甘肃督军张广建派出李仲连、朱绣等人入藏通问。李朱一行在拉萨期间，多次与十三世达赖喇嘛面谈，并与西藏政教上层广泛接触，极力解释嫌疑，联络感情，疏通意见，使达赖喇嘛和部分上层人士对中央政府的误解多有消除，增强了达赖喇嘛恢复西藏与中央固有关系的决心。为了抵消李朱拉萨之行的成果，英国于l920年11月派遣原英驻哲孟雄行政长官柏尔前往拉萨活动。柏尔抵藏后，大肆散布“中国的贫弱与不可靠”，竭力挑拔汉藏关系，唆使藏军继续向内地进犯。柏尔建议西藏继续扩军，使藏军人数达到l5000人，并提出西藏地方政府以征僧兵，加征贵族和寺院赋税的办法来扩充军队和解决军费，同时还建议在拉萨等地设立警察机构，以防范和镇压西藏人民的反抗。柏尔的活动，特别是扩编藏军、加征赋税的计划传出后，引起了西藏人民的强烈反对，尤以三大寺反对最激烈。在西藏僧俗人民的反对声中，柏尔深恐自己性命难保，只好悄悄离开拉萨返回印度。但是英国并未死心，继续策划阴谋。1921年，英国又派江孜商务委员赴藏活动，由于西藏人民的反对，仍未能奏效。l924年英国又策划扶植以擦绒为首的亲英分子阴谋夺取政权。此事被达赖喇嘛发觉，立即撤销擦绒藏军总司令职务，罢免擦绒小集团的军官官职，停办英国人在江孜办的军官训练学校。l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达赖立即派出代表与国民政府进行联系。l930年8月，达赖委派贡觉仲尼为西藏总代表常驻南京。1931年西藏地方政府正式派遣楚臣丹增等人到南京，组成“西藏驻京办事处”。
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之间关系的恢复和改善，触怒了英帝国主义，于是在1930年再次策动西藏地方的亲英势力组织藏军向西康和青海发动进攻，并以非法的《西姆拉条约》向中国政府提出所谓“抗议”。中国政府严正指出：所谓《西姆拉条约》未经签字，自不能发生效力，至于藏军内犯，系中国内政问题，应由中国自己裁定，不必第三者从中斡旋。英国的阴谋即被揭穿。与此同时，内犯的藏军也被青海、西康的军队击溃，分别与西康、青海的地方军队签订了停战协定。这次战争的失败，使英国策划和支持搞“大西藏国”的阴谋彻底破产。
(三)成立非法的“外交局”
1941年初，西藏地方政府的实权被以大扎·阿旺松绕为首的一小撮亲英分子所把持，帝国主义策划西藏脱离祖国的活动更加露骨。
1942年7月6日，西藏地方当局在英帝国主义唆使下，突然宣布成立所谓“外交局”，并通知英国和尼泊尔驻藏机构以及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处长。通知说：自本日起，以后凡有接洽事件，必须先向所谓外交局商谈转呈，勿直接与噶厦提说。西藏地方政府把国民政府的代表同英、尼等国代表同样列为“外国”的代表机构人员，这是英帝国主义指使西藏亲英分子玩弄的又一阴谋。英国的驻藏代表率先前往所谓的“外交局”联系，甚至美国战略情报局的军官也公然前去报到，他们的目的是企图造成西藏是一个“独立国”的既成事实，以迫使中国政府接受。
对西藏地方当局分裂祖国的这一错误行径，中国政府当然不能允许。国民政府电令驻藏办事处“仍按照旧例接洽，不得与外交局发生任何关系”。1942年8月5日，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致电噶厦，转达行政院8月1日给噶厦的训令：“藏方为处理地方涉外事务而有设置机构之必要，则应遵守下列两事：(甲)有关国家利益问题，即政治问题，必须禀承中央意旨处理；(乙)中央与西藏一切往还接洽方式，仍应照旧，不得经上述外务机构。”
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遵照中央指令，坚持不与非法的“外交局”发生任何关系，甚至连“外交局”转交由邮政系统寄给办事处的内地来函也不接收。噶厦为了迫使国民政府驻藏办事处与“外交局”联系，竟无故逮捕了在拉萨的许多汉人，并以断绝中央驻藏机构的一切供应相威胁。办事处工作人员始终坚持原则，毫不妥协。西藏地方政府成立“外交局”的消息传出后，立即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慨，各地舆论也纷纷揭露英帝国主义和西藏当局相勾结的行径。
国民政府驻藏办事处的全体人员，在中央政府和全国人民的有力支持下，最终挫败了西藏一小撮亲英势力的阴谋。西藏地方政府向国民政府报告：“中央如此拒绝接洽，拟让步，另设机关与驻藏办事处往还。”
(四)爱国人士热振活佛惨遭杀害
1933年12月，十三世达赖圆寂，西藏地方政府按传统旧制呈报中央，国民政府于1934年4月派黄慕松入藏致祭，追封达赖为“护国弘化普慈圆觉大师”，并批准任命热振呼图克图·土丹益西丹巴坚赞为摄政，管理西藏政教事务。1939年冬，国民政府依据热振的报告，对西藏地方政府寻访到的达赖转世“灵童”颁布了“免于掣签，特任为第十四辈达赖”的命令，并按惯例特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进藏监视坐床典礼。热振摄政和噶厦分别致电中央表示感谢，并报告了坐床典礼的经过。吴忠信为首的中央代表团在藏期间，受到了自清末以来近30年从未有过的盛大欢迎和隆重接待。
热振是一位具有爱国、反帝思想的上层喇嘛，他在担任摄政职务之初，即依清朝管理西藏地方的旧例，向政府呈报了达赖病逝和他自己的任职情况，在接待和配合黄慕松、吴忠信入藏的两次重大活动中，也都表现明显的爱国主义情怀，十分尊重和维护中央的权威。国民政府授予“辅国普化禅师”的封号，他致电感谢。战争爆发后，他领导三大寺念经祈祷中国抗战胜利。他自1934年掌管西藏之后，在十三世达赖喇嘛和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先后圆寂，西藏政局极其混乱和复杂的情况下，依靠西藏各阶层人民的支持，采取了一些削弱亲英的措施，促进了西藏地方和中央政府之间关系的改善。
热振活佛拥护中央、维护祖国统一的立场，引起英帝国主义和亲英势力的不满和仇恨，他们视热振为分裂祖国的一大障碍，必欲除之而后快。1940年春，英帝国主义唆使西藏亲英分子在拉萨散布流言蜚语，诽谤攻击热振活佛，逼迫其下台。1941年初，热振被迫向西藏地放政府提出离职3年暂回藏北热振寺“静修”的辞呈，并正式电呈国民政府报告辞职之事。热振意识到西藏形势的复杂性，在辞职时为以后的复位作了一定的安排。首先他向全藏大会推荐了年近古稀、品级较低的小活佛大扎·阿旺松绕为继任人。大扎在接受摄政职务时表示：“我因年迈，只能任职二三年，到时候再奉请热振活佛摄政”。其次，热振活佛在让权时由全藏大会订立了纪要：“热振活佛为消除不祥之兆，暂时辞职回热振寺静修，由大扎·阿旺松绕活佛接任摄政二至三年，期满后仍由热振活佛继任摄政，直至达赖喇嘛亲政为止”。这个纪要一式四份，每份盖有六枚公章，由热振、大扎、噶厦和全藏大会分别保存。另外，热振活佛在辞去摄政职务回热振寺静修后，曾致函蒋介石，称他“专研经典并祷祝国事日隆，抗建大业早臻全功。敬请保重，政躬为国珍摄，并恳随时电赐教诲为祷”。一方面表示了对国民政府的尊重和依赖，希望不因他辞职而中断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同时也为借助中央支持使他日后复出打下基础。
年迈昏庸的大扎上台后，很快即被亲英分子包围拉拢过去。他清理了各主要机关中的热振派官员，任命了许多亲英分子为噶厦官员，亲英势力迅速膨胀起来，完全控制了地方政府，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急剧恶化。
热振活佛目睹亲英势力的活动日益猖獗，既不满又焦急。l944年他借参加色拉寺吉札仓大经堂维修竣工开光之机来到拉萨，向大扎提出在三年期满还政的问题，大札背弃诺言，闭口不谈此事，丝毫没有还政的意思。热振活佛又向国民政府驻藏官员汇报了大扎拒绝还政的问题，要求中央支持他重新当政。中央驻藏官员十分关注热振的处境，国民政府也给予热振大力支持。
热振活佛为复任所作的努力，不幸为英帝国主义及亲英势力所察知。经过密谋策划，亲英分子一面散布谣言，制造紧张气氛，说什么国民政府已经同意了热振的要求，给武器和物资援助，派大军入藏，还要派飞机轰炸拉萨，热振已与札什伦布寺和色拉寺联系，准备进行军事反叛等等；一面策划除掉热振，于l947年4月16日，密排索康·旺钦格勒和拉鲁·次旺多吉二噶伦率领藏军直奔热振寺将热振逮捕，押回拉萨，关进布达拉宫的夏钦角。热振活佛被捕后，噶厦组织了所谓“特别法庭”对其进行审讯。5月7日晚，热振服用西藏会议秘书送来的药后，在痛苦挣扎中溘然逝世。
在“热振事件”中，不仅热振活佛的许多亲信被冠以“阴谋迫害现摄政王大扎活佛，破坏政教事业”的罪名，遭到逮捕、审讯、杀害，就连与热振活佛关系密切的十四达赖喇嘛的父亲祁却才仁也被亲英分子毒死。
(五)策动“西藏代表团”出席泛亚洲会议
1946年，刚刚崛起的印度国大党主席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提议召开一次半官方的亚洲国家会议，会议主旨是讨论经济、文化、宗教与妇女等问题，借“学术”的牌子来扩大影响。这次会议称“泛亚洲会议”。中国的国民政府和西藏地方都在邀请之列，共24个国家的32个单位参加。
西藏的请柬是英国驻拉萨的商务代表处负责人黎吉生送达的。因不明会议的宗旨，噶厦开始不准备参加。黎吉生则极力加以鼓励，他对噶厦政府“外交局”总管索康说：“如果西藏政府这次派代表团出席会议，就能体现出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从目前的世界形势来看，如今正是搞西藏独立的大好时机，务必要派出代表出席会议，英国政府也表示将为西藏的独立活动予以各方面的支持。”为此，噶厦派出了桑颇·才旺仁增和洛桑旺杰为正副团长的代表团，于1947年2月26日启程前往印度。为害怕僧俗大众的反对，代表团装成远行的商队，秘密行动。在代表团快到亚东时，噶厦又接到黎吉生的一封信，信中说：“作为出席这次会议的一个国家来说，西藏代表团应该带上一面国旗备用。”“西藏国”本属子虚乌有，也从来没有什么“国旗”，噶厦只好匆忙赶制了一面藏军平时用的军旗——“雪山狮子旗”作为替代，派人专程送往滞留在亚东的代表团。同时，黎吉生还提醒噶厦，南京国民政府就西藏派代表团一事向印度政府提出了抗议，要代表团赶在中国政府代表团到达印度前抵达新德里，造成既成事实的局面。
得悉噶厦派代表团出席泛亚洲会议后，中国外交部指示驻印使馆，向尼赫鲁说明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希望印度不要为英人继续愚弄，做出有损中国主权的事。西藏代表团抵印后，中国外交部和印度政府一再交涉，会议主持者同意将西藏代表团代表列在中国参加会议的各团体代表名单中，并声称会上所挂国旗以正式独立的国家旗帜为限。
3月23日，“泛亚洲会议”开幕，在开幕式上，印度违背会前中印两国达成的协议，安排桑颇·才旺仁增、洛桑旺杰在主席台就座，还安排才旺仁增以团长的身份发言，并将藏军的“雪山狮子旗”和各国国旗挂在一起。更有甚者，在主席台墙壁上悬挂了一张将西藏置于中国疆外的亚洲地图。针对这一情况，中国代表团团长郑彦芬当即向会议组织者提出抗议，并将此情况电告中共中央政府。在中国政府的抗议下，24日会议组织者向郑团长解释说：“当时尚未察觉，允于今日改正”，不仅撤下雪山狮子旗，而且对地图作了改正。
(六)策动派出“西藏商务代表团”寻求国际支持
1947年8月15日，印度正式宣布独立，这对英国在亚洲的统治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同时也影响到其对西藏的控制。但印度政府同英国的关系虽藕断而丝连，仍是英联邦的成员，所以英印在西藏问题上达成了秘密交易，将英国在西藏所攫取的利益，全部移交给印度，即所谓印度政府继承英国在西藏的一切权利和义务。8月15日，拉萨、江孜、亚东等地的英国商务办公地点都收起了英国国旗，同时换上了印度的国旗。原英国驻拉萨的商务代表处负责人黎吉生，接受了印度政府的任命，成了印度驻拉萨的代表。
“泛亚洲会议”收场后，黎吉生分裂中国的贼心不死，在他的帮助下，噶厦政府计划派出“商务代表团”到英美等国进行活动，以贸易为幌子扩大与外界的接触，企图达到“西藏独立”的目的。
1947年10月24日，以孜本夏格巴等6人组成的“商务代表团”离开拉萨。夏格巴一行到印度后，受到印度官员的接见，并向报界发表谈话，称他们一行是奉藏政府之命与印度商谈藏印商务问题等。对此，中国驻印大使罗加伦会晤尼赫鲁，严正要求印度查明英方军火运藏尚有在印未运部分，并禁止运藏；请求印度政府不要承认西藏地方当局自发护照。尼赫鲁答称同意调查军火一事，至于护照，则认为藏人入印向无护照，赴英护照由英驻印高级专员签发，不归印政府办理。但尼赫鲁却私下接见了夏格巴，商谈有关西藏问题。夏格巴要求印度支持西藏200万美元的羊毛出口差价和在加尔各答港口建一个供西藏进出口货物的基地。尼赫鲁不回答夏格巴的问题，只要求西藏承认印度继承英国在西藏的权益问题。由于夏格巴没有与印度谈论政治问题的授权，故搁置不论。嘎厦见在印度解决不了商贸和美元问题，遂指示夏格巴到内地活动。1948年1月7日，夏格巴一行离印赴南京。
夏格巴一行到南京后，一面向国民政府提出要结购美元200万元和签发赴英美的护照，并声称赴英美没有政治使命；一面又背着中央政府与英美驻华使馆联络，让他们代为办理赴欧美的护照。正当中央以夏格巴提出的问题着手解决之时，“商务代表团”竟背着中央于6月26日到达香港，持美国驻香港总领事的签证经尼尼拉、夏威夷，于7月7日到达旧金山。夏格巴在当地向报界发表谈话，称此行的目的是拟与美国谈判用西藏的牦牛尾换美国机器并拜见美国总统，并称西藏与中、苏、印三大国毗邻，若予一国以特权，势难不予其他二国，故只得对三国一律排斥，但希望与美国建立更优良之关系。夏格巴的谈话完全违背了在南京时的承诺，不仅谈了政治问题，而且把西藏说成是一个独立国家。他的这一立场，理所当然受到中央的谴责。7月19日，夏格巴一行抵华盛顿，前往中国驻美使馆见大使顾维钧，顾大使向夏格巴指出对外发言务求谨慎。夏格巴表示对外人询问，不愿多说，并表示到华盛顿的目的是要见美总统杜鲁门。顾大使还告诉夏格巴其在美商洽商务诸事，使馆可以协办。随后，顾维钧大使遵外交部指示，派员前往美国国务院，提出夏格巴见杜鲁门一事由中国驻美使馆请白宫安排接见。中国政府又通过外交途径与美国交涉，要求杜鲁门不得接见夏格巴，今后夏格巴在美的行动及磋商事宜均得通过中国大使馆。美国政府鉴于与中国政府的关系和西藏的现实，不敢走得太远，只好改为马歇尔接见夏格巴作为下台阶。夏格巴向马歇尔提出购买5万盎司黄金（约合200万美元)，美同意卖黄金给夏格巴，但他没有款项，又提出向美国贷款，美国鉴于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的实际，没有敢贷款给西藏。夏格巴见在美国达不到目的，只好转向英国考察。
夏格巴于l948年11月20日经巴黎赴英国。夏格巴自恃西藏与英国的关系非美国可比，要见英王及首相。中国驻英大使郑天锡与英外交部交涉，提出英王及首相接见夏格巴时，要由中国大使引见或派员陪同。英国以它与西藏有拉萨条约规定，向有往来，要加以礼遇为名，拒绝了中国的要求，并称此事绝无政治作用。最后英国仅以首相艾登接见了夏格巴。至于夏格巴提出的贷款一
事，英国出于自身的利益，也未敢答应。夏格巴一行在英国逗留3周后，也以两手空空而离开。12月10日，夏格巴一行乘船赴法国，经瑞士、意大利、印度返藏。
夏格巴率领的商务代表团在外“考察”历时一年有余，欲以商务为先导行政治外交之实，宣扬“西藏独立”，由于中国政府坚持严正立场，坚决反对分裂西藏的阴谋，这出由英人导演的“商务考察”闹剧，最终因处处碰壁而草草收场。
(七)英美策划的“驱汉事件”
1949年，中国国内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人民解放战争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全国大部分地区获得解放，西藏的解放亦指日可待。在国民政府即将覆亡之际，帝国主义和亲英分子效法民国初期清除清朝势力出西藏的故伎，导演了一出驱逐国民政府驻藏人员的丑剧，即所谓“驱汉事件”，亦称“七八事件”。
1949年7月8日，西藏地方政府突然通知国民政府驻藏办事处：“西藏全体僧民大会业经决议，认为凡国民党军政人员所到之处，即共产党所到之处，西藏方面现请驻藏办事处、学校、电台、医院等人员于二周内一律离开西藏。”与此同时派军队包围了办事处，捣毁了电台，随后又包围了办事处下属的小学、测候所等。7月11日、l7日、20日，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及下属机构全体人员和眷属以及部分汉族商人、手工业者200余人，分成三批，在西藏地方官员和藏军的“护送”下，离开拉萨，由亚东出境，途经锡金、印度取海路返回内地。蒙藏委员会驻昌都办事处的左仁报、傅师仲等4人，也被藏军强行“护送”到川藏边境后离藏。
“七八事件”是帝国主义者精心策划的。在这一事件发生前，印度驻拉萨办事处负责人(原英国驻拉萨的商务代办处负责人)黎吉生即与西藏亲英人物频频接触，进行密谋。他还亲自跑到噶厦“外交局”对柳霞和索康说：拉萨有许多共产党的人，留他们在这里，将来就会充当内应，把解放军引进来。”授意他们马上报告噶厦和大札摄政，立即把他们赶走。帝国主义者制造这一事件的目的，是企图乘我国政局发生重大变化之际，以“卡断”和国民政府的关系，来阻止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将西藏置于帝国主义势力控制之下，使之成为“遏制共产主义的冷战基地”。
中国共产党人在解放全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十分关注西藏政局的发展。“七八事件”发生后，新华社奉命发表题为《决不容许外国侵略者吞并中国领土——西藏》的社论，指出：“七月八日西藏地方当权者驱逐汉族人民和国民党驻藏人员的事件，是在英美帝国主义及其追随着印度尼赫鲁政府的策划下发动的，英、美、印反动派勾结西藏地方当局举行这个‘反共’事变的目的，就是企图在人民解放军即将解放全国的时候，使西藏人民不但不能得到解放，而且进一步地丧失独立自由，变为外国帝国主义的殖民奴隶”。社论严正声明：“西藏是中国的领土，绝不容许任何外国侵略，西藏人民是中国人民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绝不容许任何外国分割”。
六、西藏和平解放后的“独立”活动
(一)伪“人民会议”的“独立”闹剧
1950年1月，达赖出走亚东后，一些反对祖国统一的商人、寺庙上层喇嘛，在司曹(司错，类似摄政)鲁康娃和洛桑扎西的支持下，成立了一个所谓的“人民会议”组织。《十七条协议》签订后的1951年8月，在迎接达赖从亚东返回拉萨时，这个组织经噶厦批准，以合法身份，编入迎接达赖的行列，从此，该组织即打出“人民会议”的旗帜，公开反对《协议》，破坏藏汉民族团结，进行分裂祖国的活动。
1952年2月下旬，在鲁康娃、洛桑扎西等人的唆使下，伪“人民会议”分子多次开会，草拟了一份反对改编藏军、要求人民解放军撤出西藏的“请愿书”，经鲁康娃审定后，于３月13日在拉萨市区公开发散，继而组织游行、示威，引起社会秩序的混乱。
3月30日，伪“人民会议”分子根据鲁康娃等人的指示，将“请愿书”送到噶厦。31日，噶厦派人向中央驻藏代表张经武转述“请愿书”的内容。同日，色拉、哲蚌两寺的喇嘛进入市区，与藏军第二团共同出动，包围了张经武的住所及人民银行等单位，并枪击阿沛住宅，另外一些藏军占领了拉萨城区附近的制高点。鲁康娃、洛桑扎西还密令驻日喀则的藏军第6代本(炮兵团)赶来拉萨。一时间，拉萨谣言四起，商店关门，人心惶惶，形势十分紧张。
对伪“人民会议”的非法活动，中央代表和驻藏部队早有察觉，并在军事上作了部署，严密警戒。同时根据中央的指示，从政治上多方争取、瓦解，力求和平地消除骚动，避免武装冲突。中央代表张经武三次致函达赖，并冒着生命危险，仅带翻泽和保卫干事2人，进入藏军密布的布达拉宫面见达赖，反复向达赖说明问题的严重性，揭露二司曹的罪行，要求将二司曹撤职查办，并取缔反动组织伪人民会议。张经武、张国华还三次召集噶伦、孜本、仲译钦波及三大寺堪布等主要上层人物开会，揭露鲁康娃、洛桑扎西的罪行，深入宣传十七条协定。
经过20多天尖锐的斗争，达赖终于明确表示骚乱是不许可的，并于4月27日下令宣布撤销鲁康娃、洛桑扎西二人的司曹职务。接着，在中央代表的督促下，噶厦逮捕拘押50多名伪“人民会议”骨干分子。5月1日，西藏军区和噶厦分别宣布“西藏人民会议”为非法组织，予以取缔。
平息伪“人民会议”骚乱事件，从政治上沉重打击了反动上层，有力地支持了爱国力量，使许多中间人士向爱国力量靠拢，这是西藏和平解放以后，共产党、解放军同分裂主义势力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政治较量。
(二)达赖、班禅应邀访印，分裂主义分子要挟达赖进行独立活动
1956年11月，印度政府正式邀请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赴印度参加释迦牟尼涅檗2500周年纪念。中央代表张经武将这一邀请告诉了达赖、班禅，并向他们转达中央的意见，是否应邀前往，完全由他们自己决定，中央完全信任他们。西藏地方政府开会进行讨论，一致同意赖接受邀请。班禅也同意去印度。随同达赖访印的有一个庞大的随行官员团，包括噶伦索康·旺钦格勒、阿沛·晋美、仲译钦波土登诺桑、札萨凯墨·索南旺堆、俄西·土登桑觉、基巧堪布洛桑三旦等人。
中央人民政府为表示对达赖、班禅的信任和尊重，不派任何人陪同，听其来去自由，他们出国后的一切活动由他们自己掌握处理。
达赖喇嘛一行从拉萨出发，ll月20日到日喀则会同班禅额尔德尼，于ll月22日离开日喀则，西藏军区参谋长陈明义和西藏工委统战部部长陈竞波陪送达赖到亚东。ll月25日达赖、班禅及随行人员抵达印度首都新德里。
达赖到达印度后，他的哥哥晋美诺布和嘉乐顿珠从美国赶到印度，与从江东跑出去的一些叛乱分子和长期在噶伦堡进行分裂活动的夏格巴·旺秋德丹等人勾结在一起，进行密谋策划。他们给达赖写报告，歪曲西藏历史、攻击共产党的民族政策，要达赖留在国外组织流亡政府，向联合国申诉及图谋其他一切文武办法，进行“西藏独立”的非法活动。在噶伦堡的一个名为“西藏幸福事业会”的组织，散发传单，提出各种非法要求。随同达赖出访的官员中的分裂主义分子也就“独立”问题进行了讨论。
国外反华势力同西藏的分裂势力相配合，提出“欢迎达赖去美国”。印度一些地方的官员在招待会上公开宣称“西藏是个国家”，并在某些场合故意挂上“雪山狮子旗”。他们对达赖、班禅的接待采取“尽量施加影响”和“区别高低上下”的作法，在住房、乘车、招待等方面都故意有所不同，并把达赖和其他人员的住地分开。
在分裂势力的包围和外来势力的影响下，达赖发生了动摇，在回国与不回国的问题上下不了决心。
与此同时，西藏内部一小撮反动分子与在国外的西藏分裂势力互相配合，同国外势力相勾结，乘机进行破坏捣乱，甚至准备在拉萨等地进行武装骚乱，以阻止达赖回国。
西藏工委根据毛泽东主席和中央的指示精神，加强上层统一战线工作，尽最大努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工委邀请自治区筹委会和噶厦的主要官员座谈，宣传解释中央六年不改的方针，并通过各种形式向贵族官员、寺庙上层广泛宣传这个方针。同时在军事上进行了必要的部署，以对付反动分子可能在拉萨等地发起的武装袭击。
当时正在印度访问的周恩来总理，先后多次同达赖、班禅和随同达赖访印的西藏地方政府主要官员谈话，对筹委会工作、西藏民主改革、团结等问题重申了中央的一贯立场。周总理的谈话，揭露和打击了企图把达赖留在印度的阴谋，稳定了大多数地方官员的情绪，给达赖等人指明了方向。
班禅额尔德尼和阿沛·阿旺晋美等人于1957年1月29日和31日先后乘飞机回到拉萨。达赖虽拒绝乘飞机返藏，并去了噶伦堡，但由于周总理的耐心教育启发和以阿沛为首的爱国人士的影响，也认识到返回西藏才是上策，终于在2月15日到达亚东，于4月1日回到拉萨。
(三)1959年的公开叛乱，妄图以武力实现“西藏独立”
1959年3月初，在西藏上层反动集团的纵容支持下，西藏局部叛乱不断扩大，约7000多叛乱分子陆续窜入拉萨，形势十分严峻。尽管西藏工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一再正告西藏地方政府，要求他们采取有力措施，制止事态发展，但是西藏地方政府中的反动分子却错误地认为同中央决裂的时机已到，妄图以武力实现“西藏独立”，终于在3月10日，以保护达赖安全，反对达赖去西藏军区看戏为借口，发动了旨在分裂祖国的全面武装叛乱。
早在1958年12月，在首席噶伦索康主持召开的西藏官员大会上，即决定了对抗中央，发动全面叛乱的方针，并进行了密谋策划，寻找制造事端的借口和时机。
1959年3月7日晚，拉萨朗子厦墨本下令通知市民：明天，达赖要去军区看戏，汉人准备毒死他或把他劫往内地，每家都要派人去罗布林卡阻止达赖去军区。
3月10日晨，藏军警察代本俊巴·才仁罗吉带领藏军到市区驱使群众到罗布林卡“保卫达赖”，一批武装分子也骑马带枪巡逻街头，配合警察代本的行动。
10日上午，叛乱分子在罗布林卡大门外，将卸任噶伦、西藏军区副司令员桑颇·才旺仁增打伤。接着，又将前往罗布林卡晋见达赖的爱国人士、自治区筹委会委员堪穷帕巴拉·索朗降措用石头砸死，并把尸体系于马尾，拖到市区内示众。同时，上千人手持小白旗在市区游行，呼喊“西藏独立”、“汉人滚回去”等口号。
10日下午3时左右，索康、柳霞、夏苏三个噶伦到军区，向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理代表、西藏军区政委谭冠三谎称，他们事先不知道达赖要来军区看戏，现在出现了这种情况，他们已经无能为力。谭冠三政委当即严厉斥责索康等人，指出今天的事件是有计划的阴谋活动，责令噶厦立即制止这一叛乱活动，保证达赖安全，追查事件主谋人，查办杀人凶手。
索康等人返回罗布林卡后，叛乱分子即在大喇嘛绒朗色、堪仲土登降央、孜本雪苦巴·江央凯珠、札萨凯墨·索南旺堆主持下，在罗布林卡召开所谓的“西藏人民会议”，叛乱分子100多人参加，会上决定：“从今天起西藏独立了，西藏人民站起来与中央决裂，为西藏独立而战斗到底”，由索康、雪苦巴、噶章等人领导“西藏独立运动”；在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机关工作的藏族官员，从ll日起，不许再去办公，会后他们派出12名所谓的“人民代表”到印度驻拉萨总领事馆，声称西藏历来是“独立国”，从今天起即正式开展“独立运动”，要求印度给予支持、保护。印度总领事竟公开接见叛乱代表，并答允转告其政府。当天晚上三大寺1400多名武装喇嘛进入市区，分散在拉萨周围的叛乱武装分小股向市区集结，叛乱分子和藏军全部进入战争状态。西藏地方政府打开布达拉宫前的军械库，把武器、弹药发给叛乱分子。
3月11日、12日、13日，叛乱头目连续召开所谓“人民代表大会”，加紧组织和扩大叛乱武装，多方威胁藏族干部、教职员、学员和在自治区筹委会机关工作的官员，要他们限期向所谓“西藏独立国”自首悔过；强迫西藏僧俗人民加入叛乱组织，对16岁到60岁的男子勒令登记；叛乱分子破坏国防公路、桥梁、水闸，砍断电线杆和电线，烧毁中央驻西藏机关的房屋；调整加强叛乱指挥机构，下令西藏各地组织叛乱武装。至此，西藏上层反动集团策划支持的局部叛乱，已经变成了公开的全面叛乱。
3月16日、l7日，西藏上层反动集团以“西藏独立国人民会议”和“西藏独立国人民会议全体大会”名义，给逃亡在印度噶伦堡的分裂主义分子、噶厦孜本夏格巴·旺秋德丹发去密电，称“西藏独立国已经成立”，要他向印度政府、佛教协会、联合国报告，以谋求它们的支持。
3月17日夜，达赖携眷与索康、柳霞、夏苏三噶伦、副官长帕拉、副经师赤江等叛乱头目一起，从罗布林卡渡过拉萨河，经山南逃往印度。3月26日，达赖在山南隆子宗宣布成立“西藏独立国临时政府”。逃到印度后，又发表背叛祖国的“达赖喇嘛声明”。从此，达赖把自己摆在了分裂主义和叛乱集团总头目的位置上。
3月19日，在罗布林卡成立的叛乱指挥部命令叛乱武装于20日凌晨向驻藏的党政军机关各单位发起了全面进攻。
面对叛乱分子的猖狂进攻，人民解放军驻藏部队于20日上午10时进行反击。经过两昼夜的激烈战斗，于22日拂晓粉碎了拉萨地区的叛乱。3月28日，周恩来总理发布国务院令，除责成西藏军区彻底平息叛乱外，并决定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根据国务院命令，人民解放军迅速在全区展开了平息叛乱的斗争，在广大群众和上层爱国人士的积极支持和配合下，到1961年底，全部肃清了西藏境内的叛乱武装。1962年3月，西藏军区宣布平叛斗争胜利结束。
1959年的西藏武装叛乱，彻底暴露了西藏一小撮反动分子分裂祖国的反革命、反人民的真面目。武装叛乱的平息，极大地鼓舞了西藏广大人民，加速了西藏民主改革的进程。
七、“西藏独立”活动的破产
(一)《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在北京签字，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完成祖国大陆统一大业
1951年5月23日，和平解放西藏办法协议的签订，宣告了帝国主义分裂阴谋的彻底破产。还在西藏代表前往北京谈判的前夕，美国国务院的官员到达印度，同美国驻印大使韩德逊密谋进行破坏，主要是鼓动达赖喇嘛不要“向中共政府作出任何让步”，鼓动“达赖不应回拉萨”，而应从亚东出境前往别的国家，并为其去锡兰(斯里兰卡)等地“避难”作了周密安排。5月中旬，美国驻印度大使馆一等秘书威尔金斯到噶伦堡会见西藏“外交局”官员柳霞，向其转达美国的意图，并表示：“美国不仅在经济方面，而且在政治方面都对西藏非常关心。”5月下旬，威尔金斯又在加尔各答同噶厦官员夏格巴会晤，继续进行阴谋活动。《十七条协议》签订并公布后，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于6月2日致驻印大使的一份电报中称：“西藏应重申其被迫接受自治条件(即协议)是对方强加的”，“美国重申，美国应当表示在其政治和经济方面将给以充分的关注”。直至7月初，美国还直接向达赖喇嘛写信，要其发表否认协议的声明，或向联合国递交呼吁书，或离开西藏到国外“避难”等，美国都将给予支持。实际上，在此期间，美国已取英国而代之，此时的英国政府不愿再插手西藏的事务，一切均让印度政府采取行动。对美国鼓动西藏向联合国呼吁的事，英国也希望美国征求印度的意见后再定。印度政府在1950年干预西藏解放问题上碰壁后，也适当调整了自己的政策，对美国的鼓动不明确表示态度。
如果说，在晚清政府、民国时期国弱民穷以及民族政策存在严重问题的情况下，殖民主义势力和亲英分裂势力在“西藏独立”活动中连遭失败，那么，在伟大的、欣欣向荣的新中国面前，任何“西藏独立”的图谋更加注定是不会得逞的。
(二)取消特权，中国西藏地方与印、尼建立新关系
《十七条协议》第十四条规定：“中央人民政府统一处理西藏地区的一切涉外事宜，并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邻邦和平相处，建立和发展公平的通商贸易关系。”西藏地方政府原来设立有“外交局”，为了统一对外，中央政府必须收回外交权。
根据外交部的指示，收回外交权采取了较为稳妥的步骤：
1．原西藏“外交局”的工作人员暂时不动，但其一切对外活动必须事先与外事帮办联系取得中央代表的同意。
2．对印度总领事馆的交涉与联系集中于中央外事帮办；西藏按过去惯例要与印方交涉，必须事先与中央代表磋商。
3．西藏驻噶伦堡的商务代表，除与我驻加尔各答总领事馆取得联系外，其活动必须事先与外事帮办联系，取得中央代表的同意。
1952年8月12日中央代表张经武通知达赖和噶厦，准备按上述步骤商谈。噶厦表示，过去有关与英国订立的条约与文件已转到噶厦，准备与中央研究处理。后来，由于两位司曹提出暂缓研究，此事被搁置下来。
同年8月14日，由于张经武生病，张国华司令员代表中央通知噶厦转告达赖，中央已与印度政府商定印度在拉萨改设总领事馆等事。十四世达赖也对设总领事馆表示拥护，对中央将采取办法逐步结束印度在藏旧关系，废除不平等条约表示感谢。但对今后凡涉及侨务、通商等事统由中央代表外事帮办办理，态度暖昧不置可否，这说明西藏地方对中央统一对外尚有保留。
经过张经武、张国华耐心细致的劝说，11月6 日，全体噶伦、基巧堪布、译仓四大仲译、孜康两孜本等齐集张经武代表处，就中央统一对外问题提出书面答复。其要点如下：
1．旧印度代表在拉萨，西藏只供应柴禾、马匹、乌拉，印方付款。
2．过去一切不平等条约的订立是由于西藏无力量和清政府压迫所致。旧英政府代表及其在藏的权益，印度在独立后曾数次向西藏政府提出要照旧执行，西藏均未承认。过去(西藏地方)想同英国、印度商谈，他们不理。印度在藏现有不合理情况，中央逐步解决。
3．印度在藏驻兵，占去门达旺等地，噶厦将有关材料送中央，望中央收复失地。
4．印度设总领事馆，由中央统一办理对印事宜，噶厦同意。许多商人去印经商，须办护照。
5．原“外交局”局长索康已死，由副局长柳霞参加外事帮办处。
经外交部同意，决定任柳霞为外事副帮办，原“外交局”人员与外事帮办办公室合署办公。后来西藏噶厦决定原“外交局”部分人员参加外事帮办办公室为国家外事工作人员。至此，中央正式收回了外交权。
按照l908年中英印(藏)通商规定，英印政府得在亚东驻卫兵不超过25人，江孜不超过50人。到1952年，亚东实际驻有卫兵30人，江孜80人，后来又不断增加，此外还雇佣了不少当地人员。在江孜建有大规模的营房、仓库，储存了大量粮食、弹药等军用物资。这些都是英国侵略西藏时留下的特权。但在1952年冬，印度政府竟然提出要派兵前来亚东、江孜换防，表明要继续享有这种特权。中国政府答复，如果印度政府提出撤退卫兵，这次派来人员作为解决撤退问题的一个步骤，中国欢迎，若为换防，中国政府不能同意。
1952年，印度派去噶大克的商务代表，仍要保持旧日特权，无视中国的主权，擅自携带电台进入阿里地区，被中国边防部队截住加以封存，告诉他在其出境时发还。类似事件还发生过多起。
经过上述的斗争，印度政府企图维持英国旧有特权的做法屡次受阻，乃提出要中国保证印度与西藏现有一切惯例不受干涉，要求“在两国以谈判方式和睦地解决这些问题之前，对印度政府在西藏之现有机构及安排，不得以单方面采取行动加以改变”。印方这一要求是完全无理的，因为中国政府早已向印度政府说明，英国在西藏的特权已不复存在，中印在西藏的关系将通过谈判解决。
经过中印两国外交部的协商，确定谈判于l953年内举行。
1953年12月31日中国政府总理周恩来接见中印两国代表团，表示中印两国人民历来是友好的，现在两国独立了，应该在互相尊重主权与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平共处原则的基础上，发展两国的友好关系。此次两国代表团商谈印度与中国西藏地方关系问题，谋求解决那些业已成熟悬而未决的问题，也应该按照这些原则进行。这就是现已举世公认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第一次在国际会谈中正式提出的经过。印度代表团对五项原则表示完全赞同。两国代表团于l954年1月2日举行全体会议。谈判从1月至4月进行了约四个月，包括l2次全体会、非正式交换意见和小组商谈，最后于4月29日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印度共和国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同时互换照会一件。
《协定》规定了两国在中国西藏地方与印度间的新的正常关系。正文中明确写下了五项原则。从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载入国际条约中，经由有关政府正式签字，具有了国际法性质。规定了两国互设商务代理及其待遇，互设贸易市场，香客朝圣的具体办法，商人和香客来往的山口和道路以及有关往来签证、许可证等事宜。
互换照会的内容，主要是关于取消英印在藏遗留下的特权问题。印度在照会互换之日起六个月内撤退其在亚东、江孜的武装卫队，并将其经营的邮政、电报、电话、12个驿站等折价交给中国。
根据双方互换的照会，l955年中国政府委派中央代表外事帮办与印度政府驻拉萨总领事就印度在西藏经营的邮政、电报、电话及其设备和l2个驿站及设备等进行了清点，并估价折合印币316828卢比。中国政府于l955年3月31日将全部款项一次付清。中印双方代表于4月1日在拉萨签订了印度政府将上述企业及设备交给中国政府的议定书。从此，这些企业完全归中国所有。
1956年8月至9月，中尼两国政府代表团在加德满都就中尼两国在西藏的关系问题举行谈判。中尼谈判的三个文件，中尼协定，两个换文于1956年9月20日由双方代表团长正式签字。从此，尼泊尔在中国西藏地方享有的特权全部废除，中尼两国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在新的基础上建立起来。这是新中国在西藏地方的涉外工作上，废除旧特权，建立与邻国新关系的又一成就。
(三)周恩来总理亲自访印，达赖返藏
印度、尼泊尔两国同时定于l956年ll月举行释迦牟尼涅檗2500周年纪念活动，邀请达赖、班禅出席。中央政府有关部门，民族事务委员会和外交部考虑到达赖、班禅虽然年轻，但这些年已有很大进步，倾向于应邀。
周恩来总理于ll月2日电告达赖、班禅，是否应邀出访，完全由他们自己决定，中央完全信任他们，不作任何安排。
达赖于1956年11月20日由拉萨起程，21日与班禅会合，24日抵锡金首府岗托。随团前往的还有西藏朝佛参观团150余人。同时，中国佛教协会派有佛教文化代表团应邀去印度参加纪念会。
当时，印度的噶伦堡已成为逃亡在外的康藏叛乱分子的活动据点。
鲁康娃被撤销司曹职务后，借朝佛名义去了印度，以噶伦堡为据点，策划指挥康藏叛乱分子阴谋反对祖国的活动。
1955年西康省试行土地改革，一部分农奴主包括一些寺庙的喇嘛堪布和土司头人，反对改革，以武力破坏改革，盘踞寺庙，公然举行叛乱，遭到广大西康军民打击后，有一部分逃到噶伦堡，组织叛国反革命团体。
在英国留过学的原西藏地方政府孜本夏格巴，在西藏和平解放后一直留在噶伦堡进行叛国活动。
十四世达赖喇嘛的两位兄长嘉乐顿珠和当才活佛也从美国来到印度，同上述反动势力汇合，企图包围挟持达赖，策动达赖在纪念会上正式提出“西藏独立”问题。
夏格巴则企图要达赖长期留住印度，组织流亡政府，进行西藏独立活动，并策划派人回拉萨鼓动叛乱。
当时噶伦堡这个各方特务、反共分子麇集的中心，聚集着英美等国的各种人物及传教士约50余人，由美国的“自由亚洲会”提供经费，对西藏进行所谓“匈牙利”式活动，并偷运小型武器，准备在藏搞武装闹事。印度的亲美集团支持这些活动。夏格巴阴谋劫持达赖，企图用汽车把达赖劫到美国总领事馆。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总理于1956年11月及l957年1月两次应邀访问印度。
在访问中，周恩来总理同印度总理尼赫鲁作了较长时间的谈话。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周总理表示，中国愿意保持西藏自治，并支持达赖为领袖，但如果外来颠覆活动不停止，中国有必要加强对西藏的管理。周总理提请印方注意，噶伦堡已被美国和其他国家利用作为国际间谍的据点，对中国西藏进行破坏活动。尼赫鲁作了长篇表白，最后表示，达赖、班禅两喇嘛将由原路返回西藏，关于特务分子在噶伦堡的活动，印方将予以注意。谈话后，印度方面对特务分子的活动采取了一些限制措施。
在访印期问，周总理同达赖喇嘛也进行了极为重要的谈话，坚定了达赖的立场，确定了今后西藏工作的方针。周总理透辟地谈了国际国内形势并转告了他与尼赫鲁的谈话，提出某些藏人在印度搞阴谋，对于达赖等的安全，尼赫鲁表示给予保证。关于西藏工作，周总理明确告诉达赖，中央政府决定六年不进行改革，六年以后是否改革，届时由西藏自定。西康方面的改革问题，西藏地方不必派人去调查处理。
周总理还会见达赖随行官员，针对其中一部分人也想阻留达赖在印度搞独立阴谋的想法，严正指出：达赖可以留在印度，但西藏不可能搬来印度，把达赖留在印度的想法，是害达赖也是害西藏。如果把达赖留下来，西藏的工作不会因而停止，……但大门是开着的，达赖什么时候回西藏，都欢迎。达赖一旦留居噶伦堡，就只不过是一个难民，没有了政治，也不能进行政治活动，只有宗教，而宗教圣地等总还是在西藏，不能搬到噶伦堡来，这样，就逐渐把达赖放在一个极端困难的处境上。尼赫鲁已表示印度不能支持搞独立，美国太远，要支持搞独立也搞不成。
经过周总理耐心工作，人心趋于稳定，搞阴谋的受到揭露与打击。达赖等一行于l957年1月20日抵噶伦堡，2月初回藏。
美国特务、印度顽固分子和极少数西藏反动分子企图利用达赖访印搞“西藏独立”，让达赖留在印度的阴谋，未能得逞。
(四)平息l959年武装叛乱
和平解放以前，西藏实行的是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西藏的广大农奴迫切要求挣脱农奴制的枷锁。和平解放后，许多上中层的开明人士也认识到，如不改革旧制度，西藏民族断无繁荣昌盛的可能。中央人民政府考虑到西藏历史和现实的特殊情况，对西藏社会制度的改革采取了十分慎重的态度。《十七条协议》规定，这种改革中央不加强迫，由西藏地方政府自动进行。1957年1月，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访问印度期间又向达赖、班禅及随行的西藏地方政府主要官员转交了毛泽东主席的信，传达了中央的决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1958--1962年)不搞改革，过六年之后是否改革，仍然由西藏根据那时候的情况和条件决定。
但是，西藏上层统治集团中的一些人根本反对改革，试图永远保持农奴制，以维护既得利益。他们蓄意违背和破坏《十七条协议》，变本加厉地进行分裂祖国的活动。1952年三四月间，西藏地方政府的司曹鲁康娃和洛桑扎西暗中支持非法组织“人民会议”在拉萨骚乱闹事，反对《十七条协议》，提出人民解放军“撤出西藏”。l955年，西藏地方政府噶伦索康·旺清格勒等在当时的西康省藏区秘密策划煽动武装叛乱。1956年，该区叛乱开始，叛乱分子围攻地方政权机构，残杀工作人员和群众数百人。1957年5月，在西藏地方政府噶伦柳霞·土登塔巴、先喀·居美多吉的支持下，成立了“四水六岗”叛乱组织，稍后又成立号称“卫教军”的叛乱武装，提出“西藏独立”及反对改革的口号，叛乱活动愈演愈烈。武装叛乱分子窜扰昌都、丁青、黑河、山南等地区，杀戮干部、破坏交通，袭击中央派驻当地的机关、部队，并到处抢掠财物，残害人民，奸淫妇女。乃东宗一个名叫东达八扎的商人，因不肯参加叛乱，叛乱分子把他和他的妻子抓进来，吊打过后，将东达八扎杀死，将他妻子强奸。当时的旧西藏地方政府也承认，很多群众因遭叛乱分子残害向他们告状，仅l958年8月，就有70多起。
中央人民政府本着民族团结的精神，一再责成西藏地方政府负责惩办叛乱分子，维护社会治安，并对西藏地方政府的噶伦表示：“中央不改变西藏地区推迟改革的决定，并且在将来实行改革时仍要采取和平改革的方针”。但是西藏上层反动集团把中央这种仁至义尽的态度看作是软弱可欺。他们宣称：“九年来，汉人动也不敢动我们最美妙最神圣的制度，我们打他们，他们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只要我们从外地调来一大批武装到拉萨，一打汉人准跑；如果不跑，我们就把达赖佛爷逼往山南，聚集力量，举行反攻，夺回拉萨；最后不行，就跑印度。”
西藏的武装叛乱，从开始就得到国外反华势力的支持。美国人诺曼·C·霍尔著《美国、西藏和中国》披露，1957年，美国中央情报局从旅居国外的藏人中挑选6名青年，送美国的关岛，接受识图、收发报、射击和跳伞训练。此后，美国又在科罗拉多州海尔营地分批训练“康巴游击队员”达l70余人，经训练的“康巴游击队员”被分批空投或潜回西藏，“建立有效的抵抗运动”，“反对中国人的占领”。1975年9月5日香港出版的《远东经济评论》所载《美国中央情报局对西藏的阴谋》一文记述：“1958年5月，首批受美训练的两名特务携带电台到叛乱头目恩珠仓·公布扎西设在山南的总部与美国中央情报局联系。不久，美国即在哲古地区空投一批武器弹药给叛乱分子，计轻机枪20挺，迫击炮2门，步枪l00支，手榴弹600枚，炮弹600发，子弹近4万发，这一时期，美国还从陆路偷运大批武器弹药供给盘踞山南的叛乱分子”。
在西藏顽固坚持农奴制度的农奴主和国外反华势力相互勾结下，叛乱活动迅速蔓延。1959年3月10日在拉萨发生的全面武装叛乱，就是经精心策划而挑起的。
3月20日凌晨，约7000名叛乱分子向驻拉萨的党政军机关发动全面进攻。人民解放军在忍无可忍，让无可让的情况下，于当日上午10时奉命进行反击。在藏族爱国僧俗人民的支持下，仅用两天时间，就彻底平息了拉萨市区的叛乱。以后又平息了叛乱分子长期盘踞的山南地区的叛乱。流窜于其他地区的叛乱武装也相继瓦解。
人民解放军在平叛过程中军纪严明，得到了广大僧俗人士的衷心拥护。他们主动配合人民解放军平息叛乱，各地群众纷纷组织自卫队、联防队、保畜队等自卫性组织，为平叛大军修路、运输、送信、引路、烧茶送水，站岗放哨、救治伤员，使叛乱分子陷于孤立。
1959年武装叛乱被迅速平息这一事件表明：解放以来经过外国势力与西藏内部亲帝分裂分子策划的所谓“独立”活动，彻底失败了；那些凭借外国势力，企图永久保持其残酷、落后的封建农奴制度的农奴主们，那些想利用这些农奴主们扩张其势力，企图继续保持其在西藏的特权，以及那些企图分裂中国，把西藏割裂出去，或者企图设立一个缓冲国等等的外国势力的阴谋，同样都彻底失败了。
结 束 语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汉、藏、蒙、满、回等56个民族共同开拓了祖国的疆土，缔造了统一的国家，组成了互相依存、同甘共苦、和睦相处的民族大家庭。历代中央政府和全国各族人民一直为捍卫国土完整而奋斗不息。
自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和平解放西藏办法《十七条协议》以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即进驻西藏，保卫边疆，巩固国防。按照《协议》中央统一处理对外问题，中央人民政府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先后与印度及尼泊尔签订了协定，清除了过去英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西藏的遗迹，规定了印、尼两国在中国西藏地方通商、朝圣、交通等来往的办法，保障了中国主权，建立了中国西藏地方与邻国的正常关系。西藏获得了一个和平与稳定的外部环境，这时如果《十七条协议》真正得以实施，西藏可以迎来发展的好时期。
然而，西藏上层亲帝分裂分子为保全自身特权，反对《十七条协议》，拒绝社会改革，拒绝西藏进步，策划伪“人民会议”，发动武装叛乱，图谋“西藏独立”。
他们是些什么人呢?
鲁康娃·泽旺饶登，是西藏噶厦政府两司曹之一，亲英分子前摄政大扎的亲信，是英国扶植起来的亲英分子。在人民解放军和中央代表进入西藏后，因支持并组织“人民会议”，进行反对协议、驱逐解放军和中央工作人员的活动被撤职，后逃亡印度噶伦堡，成为流亡在那里的西藏分裂分子的头目。l959年西藏发生叛乱后，曾率领所谓“西藏代表团”向印度政府请愿，他们在给尼赫鲁的“呼吁书”中奴颜婢膝地说，“跪在你的面前”祈求帮助。
索康·旺钦格勒，是西藏地方政府噶伦之一。从小在英国办的江孜英文学校读书，受了奴化亲英教育。l941年西藏地方政府曾派他到英国购买军火。l947年他和另—位噶伦拉鲁参与谋害爱国的热振活佛。和平解放前夕，逃往印度，1952年又回到西藏当了噶伦，执行帝国主义和外国扩张势力分子交给的分裂祖国、西藏“独立”的反动任务。他父亲曾担任过“外交局长”，同印度右派扩张主义分子有密切联系，他弟弟索康·拉旺多杰，在印度和江孜受过英国训练，解放后一直在噶伦堡进行叛国活动。
赤江·罗桑益西，也是亲英分子大扎的亲信，出身西藏大贵族凯墨家，是西藏买办商业机构喜马伦公司大股东，是一个大买办。西藏解放前曾去印度“游历”，后任十四世达赖的副经师，人称赤江活佛，一贯在幕后策划独立的活动，是西藏分裂分子集团重要“谋士”之一。
帕拉·土登为登(僧官)，是达赖喇嘛的副官长(大卓尼)，也是大扎的亲信人物。很早以前在江孜家中就同驻江孜的英印军官有密切联系。1952年闹“人民会议”时是组织者之一。他弟弟帕拉·多吉才让在江孜英国兵营受过训练，并曾担任过达赖的警卫团团长(古松代本)。
宇妥·扎西顿珠，代理噶伦。曾在印度受过英国的军事训练，l948年曾代表西藏噶厦向英国购买军火。l950年曾担任西藏地方政府派出的赴英、美的“亲善使团”的团长。
仔本夏格巴是原西藏噶厦主管财政、人事、俗官训练的重要官员，曾留学英国，是英帝国主义长期培养的亲英分子。1948年曾担任“西藏商务代表团”团长，去美、英活动要求援助。l950年临解放前夕，又任“西藏亲善使团”团长，准备去美、英、印、尼活动，要求它们出面干涉，阻止人民解放军进藏。西藏和平解放后，一直住在噶伦堡与其他反动分子搞西藏独立活动。
这些人是西藏上层中大农奴主出身的贵族，在他们家中占有的农奴少的一千多，多的有上万人。他们每家从农奴身上压榨出来的地租，每年多的达到两万多克(一克约合28市斤)，最少的也有两三千克。他们为了永远保持其特权及野蛮落后的农奴制度，找到了英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作靠山，英、印反动分子也利用他们掌握的政权以达到控制及侵略中国西藏的目的。他们是英帝国主义培养起来的在西藏地方政府中的代理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包括广大藏族人民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同帝国主义势力及其豢养的分裂主义分子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
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外来干涉的严正立场，得到许多国家和人民的赞赏。原美国国务卿舒尔茨、助理国务卿罗伊曾代表美国政府重申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的立场。罗伊说：“美国和联合国成员没有一个承认西藏是独立于中国的主权国家”，“美国政府认为，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西藏是中国的神圣领土。西藏人民在祖国大家庭中依法享有自主管理本地区、本民族各方面事务的自治权利，依法享有受国家特殊扶持和保护的权利。在中央的亲切关怀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无私援助下，如今西藏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民族团结，局势稳定，边防巩固，人民安居乐业，西藏人民正在为实现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不顾国家民族大义，把西藏从祖国分裂出去，阻碍西藏发展进步的任何图谋，全体中国人民包括西藏人民决不会答应，在滚滚向前的历史潮流面前，必将遭到彻底的破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