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达赖集团分裂言行、揭露达赖集团反动本质系列评论二十一：荒谬至极，农奴主达赖又在演戏

 十四世达赖很有演员天分，总能根据观众——主要是明里暗地支持他的国际反华势力以及部分西方民众——的口味，推出不同的把戏，取悦“金主”，迷惑视听。

    近日，达赖又抛出了一个所谓宣布“退休”、移交权力的花招，再次给自己披上了一个拥抱“民主政治”的亮丽外衣。一个封建农奴制度的总代表、一个政教合一政权的总头子，居然奢谈“现代民主政治”，这本身已足够让人吃惊。达赖似乎觉得还不够，在他宣布“退休”的讲话中，更把自己描绘成一个仿佛是未卜先知的“民主救世主”的角色。

    他的原话是这样说的：“我从小就怀有的一个志向，就是西藏政治和社会结构的变革，在西藏掌握有效权力的那几年里，我设法做出一些根本改变。”

    只要是对旧西藏的历史和达赖个人的历史略有了解的人，都有可能会被达赖的大言不惭惊掉下巴。自从那位出生于青海祁家川、乳名“拉木登珠”的顽童，按照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制度、经中央政府批准、被给予“达赖喇嘛”的名号以后，直到1959年西藏农奴主发动武装叛乱失败，达赖随之叛国出逃境外，旧西藏以及达赖，与“现代民主政治”根本沾不上边。

    远的不说，在十四世达赖被中央政府批准坐床后不久，在西藏噶厦政府给中央政府的一封信中，他们就为西藏“实行政教合一制度”而自豪，甚至认为只有这种制度才能“致力于人类的幸福”。而身处旧西藏社会等级顶端的达赖，也曾在与法国记者董尼德的谈话中承认：他所统治下的西藏，社会制度与政治制度都是封建制。——政教合一、封建制，这可都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死敌。那么，是否像达赖所吹嘘的那样，在掌握西藏一定权力以后，他曾经试图进行过“政治和社会结构的变革”、并“设法做出一些根本改变”了呢？事实恰恰相反，由于达赖本身就是封建农奴制度的总代表和最大受益者，他与旧西藏那些垄断着政治权力，任意剥削、奴役广大农奴的农奴主们一样，极力反对改革，尤其是反对能让广大农奴翻身得解放的民主改革，这正是1959年他们发动武装叛乱的根本原因。正如美国藏学家戈仑夫所指出的：“这些叛乱绝不是农奴和牧民发动的群众起义，它们是部族的头人和富有的商人挑起和领导的”，“西藏原来的寡头政治集团认为汉人发起的改革，是对他们的权力和特权的直接威胁，因此他们大力阻止这些改革”。

    这一分析确实是一针见血。达赖口中所谓的1959年“和平抗暴”，实际上就是农奴主担心中央政府有可能废除落后的封建农奴制度而发起的暴乱。这其中，如果达赖真是“从小就怀有”对西藏政治和社会结构进行变革的“志向”，他也不会暗中支持、叛逃后又极力美化1959年那场极力维护农奴制、反民主、反人权的武装叛乱。

    达赖叛国出逃以后，在他的分裂集团的小圈圈里，可谓大权在握，一言九鼎。按说这时候，他完全有条件，可以实现他“从小就怀有”的“志向”，实现他所谓的“民主”。但是，尽管他也仿照西方的样式，搞了一部什么“宪法”，成立了什么“议会”，然而这部“宪法”，却进一步把他作为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总头子的地位“合法化”了。

    在这部“宪法”中规定，达赖是西藏流亡政府的“行政总裁”，也可说是“总统”，他有权通过法律，召集或中止“议会”，任命或解职官员等，具有无人制约、至高无上的权力。外媒评论：“实际上，他制定和确认所有的主要政策和决定”。也就是说，达赖既是“最高宗教领袖”，又掌握至高无上的行政权力，他这个政教合一制度总头子的位置坐得更稳了，又何来变革“西藏政治和社会结构”的“志向”？纯属欺世盗名！如果这种换汤不换药、完全脱胎于“与欧洲中世纪惊人相似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美国藏学家戈茨坦因）、与旧西藏在实质上没有任何区别的政教合一体制，也能算作是“现代民主政治”的话，那等于是将现代民主与政教合一等量齐观，实在是对现代民主政治的巨大讽刺！

    近日，达赖又自导自演了一场他要“退休”、别人又极力挽留的闹剧。对于这场闹剧，就连外国媒体也看得很清楚。比如英国的BBC就评论说，“如果他（达赖）的（退休）计划进行下去，在短时期内，我们将不会看到有很大的不同”，“达赖喇嘛已经说过，他还要继续作为一个宗教领袖在全世界旅行，仍然将就西藏问题发言，尽管只是以个人身份”，“所以，这不是一个遁世的沉默誓言或是他的角色的结束……”这就意味着，不管形式怎么变，达赖作为政教合一制度总头子的地位永远不会改变。

    说到底，达赖为了迎合西方反华势力和部分西方民众的口味，为了吸引眼球为“藏独”势力造势，不惜混淆视听，为分裂集团添加“民主”光环，更不惜歪曲历史，为自己的脸上贴金。只是，话说得太过，谎撒得太狠，就会变成笑话。身为世人公认的封建农奴制度的总代表、政教合一政权的总头子，达赖居然自称“从小就有政治改革志向”，这场戏演得太出格，恐怕就连他的信徒，也只能姑妄听之了。